汶川地震以来，一直没有也无法动笔，只是以日记的方式记录触动我的点点滴滴。对我来说，面对逝去的生命，任何语言都无力表达那份沉重，任何“作”出来的动静都带着难以容忍的浅薄。 
消失的生命固然令人悲伤，更令人痛彻心肺的是那些消失的孩子和他们抛下的痛不欲生的父母。每每看到或回想起那背着17岁儿子尸体一路步行回家安葬的父亲，那连续8天极度沉默坐在坍塌的瓦砾上等候孙子回家的老人，那写着“廖翠，宝贝”的小小墓碑，眼泪都无法抑制地喷薄而出。 
作为母亲，我能真实地感受到那撕心裂肺的痛楚，真实地感受到那无法排遣的绝望。也许我不够坚强，在我看来，幸存的孩子可以康复，但幸存的母亲却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黑暗，任何心理治疗都无济于事。 
作为母亲，我知道如果天堂有知，那位上身向前匍匐，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双膝跪地保护女儿的母亲一定是幸福的。因为，她不仅换回了女儿的生命，而且有机会告诉她“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用仅存的生命，她给了女儿可以终生享用的财富。今天，不知有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都羡慕她，如果有机会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他们的宝贝。 
作为母亲，我知道甚至那些与孩子同时遇难的母亲也是幸福的。因为，无论在哪儿，她都有机会寻找她的宝贝，她都有机会和他相遇，呵护他，照顾他，帮助他。她和她的孩子一定不孤独，一定能够战胜恐惧。 
汶川地震夺走了多少孩子，夺走了多少母亲的幸福我们无从知道。网上说根据四川省各地教育部门不完全统计，不包括汶川、北川的数字，校舍倒塌就达6898间。据报道，没有师生伤亡的学校只有刘汉希望小学和安县桑枣初中两所，即使按一间校舍死亡学生一人计算，这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如果按一间校舍死亡学生1.5人计算，便超过了中小学生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 
“汶川地震校舍倒塌比例过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看法，也成为家长们关注的焦点。面对百姓的质疑，行政部门普遍保持沉默，某些官员作了回答，尚能说得通的主要是这次地震超过了设计强度。有些解释很可笑，例如学生上课时集中在教室，楼面负荷大等，教室本来就是用来上课的，设计建设就是要承载那些负荷；有些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例如相当多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比较陈旧，学校建筑跨度大等，事实是倒塌的不仅是旧校舍，没倒的也不是新校舍，没倒的校舍跨度也不小。 
    公共设施建设黑洞太多，漏洞太大其实是不争的事实，百姓们都是圈外人，不了解内情，拿不到证据；圈内人除非没有活路，即使分赃不均，即使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也碰不起上下左右，也犯不上鱼死网破。但是，老百姓不是瞎子、聋子，他们看得见利益集团的基建热情，看得见周围因工程富起来的人，看得见那些粗制滥造的校舍。 
汶川地震倒塌的校舍和没倒的学校再一次说明了这点。倒塌的绵竹富新二小，砖混部件上钻取的10个样本中，只有两三个砖混黏合度达标；一些倒塌的校舍中钢筋过细，钢筋过少等问题显而易见。在未倒的刘汉希望小学和安县桑枣初中的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汉龙公司督办人员不断“吵架”的经历，还是叶志平校长在实验楼预制板中发现的水泥纸袋都可以证明老百姓痛恨利益集团并非无中生有，无事生非。 
终于等到了5月31日，国务院要求对损毁校舍建筑进行科学鉴定，收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样本，为灾后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发现建筑设计和施工确属存在违法问题的，要依法查处。 
可以预料，本次鉴定难之又难，许多资料已经失落，许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不知道造价，不知道设计要求，甚至拿不到谁施工、谁监理的证据，仅凭建筑材料鉴定，必然带来说不清楚的事情很多，可以推托、可以找到借口的很多。 
应该知道，拿所谓“证据”堵住老百姓的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建立廉洁清明的政府不容易，由此形成一个诚信的社会更不容易。 
为了那些不该消失的孩子，为了那些失去幸福的家庭，也为了未来的孩子和母亲，我们必须给百姓一个交代，而不是杀鸡给猴看，不是做个样子给百姓看，并通过此次鉴定建立一套制度和机制。因此，必须事先明确：鉴定多少所损毁学校，怎么取样；调查方式和程序怎样做到透明、科学；调查结果怎样公开等一系列问题尚未提及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多难兴邦”不在于有难，仅有灾难也不可能兴邦。“多难”之所以“兴邦”关键在于通过灾难看到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