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清官似乎有着别样的情感。无论是帝王正史，民间野史，古代传奇，现代影视，都少不了一两个一身正气的清官形象。这就是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如果说，“清官情结”是封建时代思想残余，普通百姓思想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形下泛滥尚可理解的话，那么，领导和专家也被困在“清官情结”中还不觉悟，实在不可思议。

这不，昨天（12日）在开封举行的纪念包公诞辰1008周年座谈会上，有关专家及包公后裔共同提出：政府应组织新任职干部面对包公像缅怀先贤，并立下廉洁正直、勤政为民的誓言。消息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lianzheng/2007-04/13/content_5970452.htm

包公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不错，他的清廉与正直的确值得让人称道。他也因此而名垂青史。他的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令今天许多天天把“立叉为公，执政为民”挂在嘴边的现代“公仆”汗颜。但是，如果以他为范本来教育现代官员，以达到新任领导干部“廉洁正直、勤政为民”的目的，那么“有关专家”真是幼稚得可爱。

包公是人治时代黑暗夜空中的一颗流星，他个人人格力量的高尚，刚好突出了体制的黑暗。对包公的肯定，正好是对体制的否定。因为，物以稀为贵，清官的“煊赫”，来自他们的稀缺，而形成所谓的“清官文化”，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制史有廉官而无廉政，有法典而无法治。作为清官，他们个个执法严明，刚正不阿，这本身是好的；但清官作为一个个个体在每个时代的突出，则显示出那个吏治的失败。他们是在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廉政体制瘫痪后，作为混乱的吏治和苦难的人民之间的润滑剂出现的，可以说，他们在历史上的突出，否定了他们所在时代的吏治。

一个人治社会，对缺乏对权力的约束和约束，这样的体制让人“想做清官不容易”；相反，一个过硬的、可以对权力进行有效地约束和监督的体制，让人“想做贪官不容易”。换句话说，在一个民主、文明、体制健全的社会，“清官”是不值得称道的，他们只是恪尽职守，做了他们该做的事。对清官的赞扬和推崇，只能说反映了体制的无奈，把法律和社会公正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品格。

包公时代离我们现在已经千年了，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的制度比起包公所处的制度，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倍。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不是封建王朝。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政府和官员为人民办事，做得好，是份内之事，人民无需为他们歌功颂德；做不好，是他们不合格，人民有权力批评、罢免他们。

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仍然是：我们的幸福生活还是拜政府和上级领导所赐，我们的民众对政府还是心怀敬畏。公众的福祉，不是自己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利去谋取，不是按照体制的规则去运转，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与“贤臣”身上。于是，我们并没有从体制上去寻找能够约束官员权力的规则，寻找迫使他们必须做一个好官的途径，而是企图从思想教育上塑造出一批批“廉洁”的官员来。于是，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教育运动、形形色色的宣誓活动。（写这篇文章时，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公务员宣誓”，竟找到204,000个结果）。

我不否认现代官场中也有高风亮节的人，他们的人生准则足以抵御一切诱惑，从而成为名垂青史的“清官”，然而，对普通的人来说，思想教育的力量在强大的诱惑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有句话说“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这本是用来形容婚姻中的男女关系的，但它也反映了人性的弱点，用来形容政府官员的思想境界也未尝不可。

我们现代的思想教育还不够么？从马义、毛想、邓论、三代表、先进性、N荣N耻……这些思想难道不比包公的境界高？这种时代的领导还要以包公为榜样，岂不是公开承认现在的体制和一千年前的包公时代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