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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史情？史胆？
什么是历史？昨天的事，在今天，它就是历史，甚至可以说，白天的事，在晚上，它就是历史。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这就是晚上审视一天过来的历史。孔子在河边看着不断流动的河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曾子、孔子的话均见《论语》。）这就是在感叹不断过往的历史。就因此，历史不仅有古代史、近代史、而且有现代史、当代史。
我在这里将要涉及的主要是现、当代史。
治史需要史学、史识、史德、史才，也需要史情、史胆。
什么叫史情？在我看来，史情是：
对历史上的好人好事有喜爱之情。
对历史上的伟人伟事有崇敬之情。
对历史上的苦人苦事有恻隐之情。
对历史上的丑人丑事有憎厌之情。
对历史上的坏人坏事有愤怒之情。
对历史上的恶人恶事有仇恨之情。
总之，搞历史的人应该有一种明辨是非曲直之后、爱憎分明的正义的情感。
什么叫史胆？在我看来，史胆是：
敢于查清查明历史真相。
敢于说出写出历史真相。
敢于根据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敢于赞扬历来被歪曲被丑化被抹煞的的好人及其好事和坏人所曾做过的好事。
敢于批判历来被神化被美化的坏人及其坏事或好人所曾做过的坏事。
也许可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但只能“讳”其无关人民利益的非主流非本质的言行。史胆也可包括在史德之内，但专门把它另立一项、标举出来，还是有好处的。甚至有必要。因为，有胆不易，有胆的人历来也不多。
各种“敢于”，首先是要敢于弄清和说出历史的真相。
史情、史胆加在一起，简捷地讲，就是怀着正义感去查真相说真话。说真话可以考虑时间和地点，但决不能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不说真话。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司马迁写《史记》，敢于为刘邦的对头项羽立“本纪”，为背叛刘邦的韩信，英布传述功绩，也敢于对刘邦写出一些不恭之言。更有明末清初黄宗羲，敢于在其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认为君主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君主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他愤怒地把君主看作人民的“寇仇”。在同书《原法》篇中进一步猛烈批判君主个人“藏天下于筐箧”的封建法制，而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主张“先有治法，后有治人”；反对君主以“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在同书《置相》篇中又曾破天荒地提出“虚君实相”的君主立宪的构想。在同书《学校》篇中还曾提出学校除了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更应“公其是非”，成为监督朝政，导引舆论的类似代议机构的场所。国学大师胡适，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大陆大力参与人权运动，他曾经表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人权论集》序 ）1953年1月16日，胡适在台湾拜会蒋介石时，曾直言不讳地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国民党特务头子——张注），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转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张家康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如此等等，我们不必细说。我也不谈“文革”结束之前的张志新、王申酉、遇罗克、顾准等人的史情、史胆。
我想着重说的，是我十分敬佩的中共党内一批所谓“两头真”的老资格的高层干部在“文革”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史情与史胆，还有一些知识界的精英的史情与史胆。正是他们，使我们对一些现、当代史上的敏感人物与敏感事件得以有由表及里的较为深刻的认识。任仲夷曾经说过：“我们的党，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不怕任何风险，英勇无畏地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有这样一批人，党、国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同舟共进》2000年第8期李锐《谁人不仰原前老——<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我们有任仲夷这样的一大批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我们理该坚信党、国家和民族必定有光明的前途。
（二）评陈独秀
最先该讲到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陈独秀这个敏感人物。我们不妨先由此看一看一些老同志在这里表现了什么样的史情史胆。
关于陈独秀，一直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首先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他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第二，他与托洛茨基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三，中共中央该不该开除他的党籍，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让他写个检讨然后接受他回到党内工作，他坚持不写对不对？第四，他晚年住在四川江津时，是否接受过国民党的生活资助？
至于康生诬栽他受了日本每月300元大洋的津贴，替日本当间谍，这在当时就不曾有人相信。聂荣臻就讲过，陈独秀是每月300块大洋买得到的人吗？（靳树鹏《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载《同舟共讲》2000年第4期。）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陈独秀有何责任呢？张家康说托落茨基就曾认为这应由斯大林负责，应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斯大林在诿过于陈独秀。（转见张家康《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此后，陈独秀那时是当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替罪羊，他最多只能负执行之责，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张家康说，陈与托在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反对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这些方面的确观点一致，也因此靠近过。但陈始终是个把民族利益看作高于党派利益的人，因此，当中东铁路事件发生，托洛茨基要中国的托派牺牲本国利益去保护苏联的利益时，陈独秀坚决不同意。抗日战争爆发，托洛茨基要中国的托派致力于推翻蒋介石政权，陈独秀则是坚决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转见张家康《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由此可见，诚如王观泉在其所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中所说，在特定的时空，陈独秀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非走向反革命，而是“走上另一条革命之路”。而就陈独秀一生总是反对自己所不同意的东西。这一点而言，胡适说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是相当准确的。难怪陈乐意戴上这一顶帽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9年11月15日决定并宣布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对不对呢？尽管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但还是有一个被周恩来称为“忠厚长者”的杨明斋独特异议，并曾历尽辛苦偷越国境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吴晓《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
至于陈在抗战期间为何不向党中央写检讨，冯东书曾著文谈到，1937年年末，中共中央让董必武去找陈独秀，表示欢迎陈回党工作，但要他先书面检讨自己的错误，陈独秀拒绝检讨，是由于他认为“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转见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这不写，如今看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陈独秀晚年接受过蒋政权生活资助没有呢？过去，许多爱护陈独秀的人都说根本没有。但2005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刊载了左双方《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说作者曾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出注有密字的档案5件，说明国民党官方曾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1941、1942三年中，向陈独秀先后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写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为证，信中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档案表明，1942年1月的一次赠款八千元，曾有陈布雷给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说曾“呈奉谕示”，看来是经蒋介石批准的。陈独秀之所以在接到这笔赠款之后向朱家骅表示以后再要赠款，“决不敢受”，很可能是陈独秀已察觉到这赠款来路可疑。曾彦修则曾著文为陈独秀开脱说：“陈在得不到其他足够最低生活补助后，无任何条件地接受此项纯属维持简单农村清贫生活的赠款，也无伤于陈独秀的日月之明。”（见曾彦修《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
对于陈独秀，尽管他既已被中共开除出党，又曾被国民党捉进班房。但解放前后，中共内外，都有一片高度赞扬声，在国民党于1932年10月15日逮捕了陈独秀之后，傅斯年就很快地在10月3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陈独秀案》一文，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彗星。”王森然在1934年出版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中则说陈独秀“以不世出之才仍蒙天下之诟”，“吾不仅为先生惜，吾将为吾民族哭矣。”（靳树鹏《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载《同舟共进》2000年第4期。）
陈独秀的始终高举民主旗帜,更为人们所赞佩所叹服，赵映林高度赞扬陈独秀的认为“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之一种动力”，及其认为那种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人的见解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赞扬陈独秀批评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和民主主义对抗。”赞扬陈独秀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使苏联成为“官僚国家”。更赞扬陈独秀主张“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赞扬陈独秀说的如果“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一个斯大林倒了，还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赵映林《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期。）
严秀即曾彦修曾给了陈独秀一个全面的高度的评价：“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稀有伟人，也是三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伟人之一。……他是全中国各民族历史上高举反封建主义的纲纪伦常人生哲学之旗的第一个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是最早而又最坚决要求彻底改变我们民族不幸的落后的命运，改造我们民族灵魂的伟大的战斗的思想家。他是‘德先生’、‘赛先生’两个名词（民主与科学）的提出者，是一心要使中国现代化的先知，……”他愤慨地感叹道：“这许多年来，我们对陈独秀的态度岂不是有些不像话吗？”（靳树鹏《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载《同舟共进》2000年第4期。）
“不像话”还未结束，但“公道自在人心”，这应该还是可以使陈独秀微笑于九泉的。
（三）说张闻天
第二个要说的，该是张闻天。建国以后，他似乎一直没安排在党政最高层领导班子之中。庐山会议上，他只是说了几句真心话，就被打成彭德怀一伙。文革中更是受尽折磨，直至郁郁以终。文革后，只是在杨尚昆说应该为张闻天拨乱反正之后，广大人民才逐渐知道，原先一直宣传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并不确切，1935年1月开的遵义会议选的党的最高领导——总书记实为张闻天。“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只是当选为政治的常委并分工“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直到同年3月12日，由于进攻不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事实证明了毛主张不打这一意见的正确，政治局才讨论决定成立由毛、周与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才位在周之前。由于这个小组是军事上的最高统帅部，毛在军事上的统帅地位才正式确立。而党的最高负责人仍是总书记张闻天。（见刘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由于张闻天作风民主，毛还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张是青天，并时或戏呼刘英为“娘娘”。（张培森《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平了反。张的悼词中也写了张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一事，以后在拍摄纪念张的百年诞辰的文献记录片时，一开头就写了一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总书记”，可是在党史研究室审片时，一位负责人居然还说要在遵义会议这一段加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由于刘英明确而又机智地表示“因为这是写张闻天的片子，没有必要加。”终于保持了原样。（张培森《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张培森还曾在《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一文中谈到，张这个在解放前当过约四年的党中央总书记，由于作风民主被毛泽东誉为“明君”的人，在他掌大权或不掌大权的时候，都是提倡民主也实践民主的。更可贵的是他在反右之后全党全国万马齐喑的时候，在庐山会议上勇敢地作了一次批评大跃进错误的慷慨陈词。他说：“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了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就是这一篇发言，使他蒙冤17年直到去世。
张闻天特别可贵的是，身处逆境还坚持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如他在《人民群众是主人》一文中写道：“共产党的领导在执政的条件下容易犯脱离群众的错误，是因为把主仆关系颠倒了，……”在《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一文中写道：“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不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的意志和决心而自己实行专政”。“国家的一切命令和法律，对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是有效的。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应该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模范”，“决不能因为他是党员就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张培森《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曾景忠则提到，张闻天自己在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从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期间，就具体实践了苏维埃的德谟克拉面，反对以党代政，反对重党轻政。还主张政权向选民报告工作并揭发一切错误，重视舆论对苏维埃政权的监督。（曾景忠《张闻天在苏区建设中的民主主张》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四）十分郑重地谈到毛泽东
第三个，我们要很郑重地来谈重量级的毛泽东。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与全国人民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又很好领导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建设。总的说功高盖世。这是人们所不能否认也不能漠视的。而他的错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也已有说法。这些年，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又陆续用文字提出他老人家一些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他老人家渐渐地听不进任何人的不同意见，并发展到谁提不同意见就整谁，而且常常整得很惨。于是万马齐喑、百花失色，以致决策、举措常有失误，最后搞了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社会也弄得不像样子。李锐曾经以一篇《<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概述了他老人家一系列的问题：“1949年后，国家是何等的兴旺气象，尤其八大通过了不搞阶级斗争，集中力量发展生产的正确路线，大家都受到了鼓舞，可是随即反右派运动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到底错在哪里，教训在哪里呢？李锐接着摆列出了老人家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
什么叫社会主义？“不怕穷，只患不均”，“只怕富，富则修矣”，“穷则思变”，于是高举“三面红旗”，大搞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效法“五斗米道”、太平天国那一套。从康有为《大同书》中找到社会主义。
怎样进入社会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要大公无私，消灭私字一闪念”。从马克思那里片面地取来四个字：“阶级斗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搞“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
怎样领导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马克思加秦始皇”，要从中国古代治国之道中吸取营养并加发展。不要讲什么“仁政”，要“以吏为师”，从“乾纲独断”到“书记挂帅”，到“要点个人崇拜”，“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知识分子算什么？不会杀猪，只会七嘴八舌”，“知识越多越反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西方的东西，那一套不能学”。到文化大革命，更搞“四个第一”、“四个伟大”，“破四旧”，人类历史发展得到的文明全被踩到脚下。（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
金凤谈到，毛老人家认为邓子恢右倾，连邓子恢当部长的那个农村部都给撤掉；认为高扬右倾，又把高扬当部长的那个工业部都给撤掉。（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陈虹谈到，整罗瑞卿时，说有三条罪状，经查没有。毛老人家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杨成武后来说，“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规呢？然而又确实出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高华说刘少奇，堂堂国家主席，只因毛老人家认为他不听话，说打倒就要打倒，在1964年末，毛就曾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邵燕祥说，半个世纪以来，据统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有党员和群众乃至毛泽东的战友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许多万人死于“文革”十年。（邵燕祥《非礼六题》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李普说，毛老人家对于国家大事也常随心所欲，说变就变，如1949年他领导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0年6月，他还强调这个《共同纲领》“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又说社会主义改造“还在很远的将来”。可是仅仅三年之后就变了，而且是不声不响突然改变的。改变了之后，才大张旗鼓地公布和宣传。李普认为“这个改变不合法，因为没有经过全国政协，是对全国政协和《共同纲领》的践踏。（李普《晚报界的林放》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毛老人家专制独裁，一个人说了算，连八大通过的决议；他在会后说反对就反对，就另搞自己一套，这主要还是个制度问题，许多党内老同志都一致指出了这一点。
对于毛老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许多人也都不很恭维，如梁清强认为毛反修正主义，实际上并没搞清什么是修正主义，毛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宋江搞投降也是修正主义，等等。其实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认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定性是根据了伯恩斯坦一句话”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老人家也没搞清什么是无产阶级。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就是说，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先进生产力、经历了科学与民主、富有团队精神的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但毛却把无产阶级简单地理解为“没有财产的阶级”，并说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了，甚至说“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其革命“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又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明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当时社会，遂至失败。”梁清强甚至认为毛实际上才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说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梁认为毛的“文革”理论在许多基本观点上和俄国民粹派倒是有共同之处。如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幻想在农民村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特别仇恨，迷信英雄创造历史，宣扬个人崇拜等，胡绳就曾经指出建国后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民粹主义倾向。（梁清强《‘中国修正主义 ’简考》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黄瑶则认为毛老人家内心深处的共产主义理想：小生产者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分配大体平均，逐步消灭社会分工。这一套深受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新村主义是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太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汇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这种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与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上世纪初，小路实笃就曾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进行过新村理想的实践。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这种新村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经由周作人介绍到了中国。受新村主义影响的除了毛，也还有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1919年，毛曾经想在湖南办半耕半读的新村性质的学校。1920年4月7日，毛还曾去北京八道湾访问过周作人。同年4月17日，毛到上海，还曾和张文亮等一道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了一下新村主义的生活。在此前后，恽代英、林育南、育英也曾作过同样的试验。1920年，毛与恽代英等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只是重视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毛似乎认为可以实现新村理想了，1958年，他就大力搞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来了。1962年，人民公社受到了很多人怀疑，而林彪却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力支持毛的三面红旗。毛因此更把林彪看作知音。（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大大触到了毛的痛处，林彪又在那里狂批彭德怀，毛于是就更加倚重林彪了。——郭注）毛在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时，仍不重视发展生产力，而大力强调阶级斗争。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仍想继续进行新村性质的公社的建设，于是有所谓“五、七指示”，支持林彪转给他的军委总后《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并给林彪写了一信，这一“五、七指标 ”充分体现了毛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轮廓，这种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新村主义的理想。（黄瑶《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看来，毛的不断整人似乎还有这么一层原因：始终想搞新村主义，因而在他这一极其顽固的新村主义情结面前，就当然不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
对于相传毛老人家1959—1961年大饥荒时期，得知农村有不少人活活饿死，因而茶饭不思，默默流泪，原本爱吃红烧肉的他从此就不吃这道菜了等等说法，乐朋在《泛政治幼稚病》一文中谈到，据一个曾从1957年到文革发动的1966年一直在中南海陪伴首长跳舞的女文工团员写的《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中说，中南海、紫光阁几乎天天晚上有舞会，毛是常客，而且从晚上七、八点一直跳到十一、二点散场为止。舞会中间有丰盛招待，点心、水果不断档，夜宵有鱼有肉。（《杂文报》2004年1月13日。）李隆汉在《述史切戒失真》一文中则谈到，有一本由汪东兴挂名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老人家制订的西餐菜谱，其中仅是供毛食用的各式鱼虾就有17种，其中桂鱼有三种做法，虾有八种做法，还有莫斯科红烤鱼、波兰煮鱼等等。（《湘声报》2003年8月1日。）
（五）说到华国锋
说了毛老人家之后，就该说到华国锋，因为他是接了毛的班的党政军一把抓的国家领导人。他中途下台之后，基本上默默无闻，但还是有人念叨他，为他说好话，这也是需要一点史情史胆的。
谷牧就说过：“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谷牧也谈到华的错误，说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张根生还曾特别写文章较多地评述华国锋，他说华国锋“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了重大风险的。他恨透了‘四人帮’，早已与之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就下决心除掉这一伙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重要方面。”华国锋掌了大权之后也解决了一些重大问题，“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肯定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二月逆流事件中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恢复名誉，为六十一人重大错案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专案审查康生、谢富治，赞成和主张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在深圳、大连建立特区等。”张根生认为，“有一个时期根本不提华国锋对于粉粹‘四人帮’的作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粹‘四人帮’》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六）该郑重地谈到邓小平
紧接着该郑重地谈到又一个特重量级人物邓小平。他被尊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设计扭转了乾坤，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他虽然并未当过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只是当了军委的第一把手，但他实际上是起了一种核心的作用，因而被称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对他、特别是对他从文革后复出到去世之后的一个长时期内的几乎全部作为，是一片赞颂之声。但也有些老同志讲过一些他的不足之处和令人感到遗憾的地方。
邓小平是一个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人，又是一个能真正实事求是的人，他虽然被毛整得够呛，但他并不把建国以来的一些错事全推到毛身上，他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296页）“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子事，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邓小平文选》第2卷277页）他也看出并指出毛泽东和党中央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他说过，只是“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章立凡《详读“宣粗不宜细”——我学邓小平理论的一点心得》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
就因为邓小平认为制度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所以他不断谈到制度改革的非凡重要性，他曾谈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那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转见应克复《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载《同舟共进》2000年第5期。）
老同志在主要是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对邓小平表示出了一点重大的遗憾。任仲夷就曾公开说过“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我们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
（七）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谈到胡耀邦
最后一个必须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郑重谈到的国家领导人是胡耀邦。胡耀邦的中途下台和郁郁以终，震动了整个中国，引发了全民的自发的由衷的悲叹与哀思。由于他的中了暗箭落马，得到了更多更大更加永垂不朽的声誉。
李锐说，正是耀邦“发动、组织、领导与全力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冤错假案的大平反，破冰似地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这才有改革开放的大潮。”（李锐《不幸和大幸》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何方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留下的传统，再加上苏联高度集权的影响。它表现在强调一元化领导，造成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连一贯强调集中与纪律的李维汉，临终前也建议邓小平认真抓一下反封建的问题。另一种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传统，这一传统最明显地体现在毛泽东所说的‘我党两次生动活泼时期’。他说的第一次是从‘五·四’到大革命，正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旗手陈独秀担任总书记的时期。他说的另一个时期是遵义会议之后坚持，‘五·四’精神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党内生活民主化和理论上的繁荣。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也尽力发扬了‘五·四’传统。跟张闻天一样，坚持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愚昧，提倡独立思考，主张言论自由。他一再向大家推荐马克思评普鲁士检查令的文章，并说‘我们不搞审查，不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这是国民党过去搞我们的’。他对纪念张闻天的题词：‘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胡耀邦都是‘五·四’运动反帝救国与科学民主精神的伟大传承者。”（何方《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许多老同志都谈到胡耀邦一贯反“左”。任仲夷说，耀邦“1929年刚参加革命，打AB团时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延安抢救运动时即持异见，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对那些左的东西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有益之事”，他“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即主张长途贩运；公开讲‘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扣‘修正主义’的帽子。”（任仲夷《他永远活在人心》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郑文林在写胡克实的一篇文章中曾谈到，胡耀邦说过：“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到‘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郑文林《胡风与王实味冤案引出的同类教训》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
赖诗逸谈到：1969年胡耀邦被迫检讨时坦诚承认自己在解放后对毛主席的信仰有过五次动摇，这就是对“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都有过怀疑。（赖诗逸《坚持独立思考的胡克实》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他实际上显然是以检讨的方式来表白自己的一种反对态度。
李锐谈到胡耀邦痛恨“左”的一套，反对家长制，主张民主法治。他谈到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收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李锐《不幸和大幸》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许多同志都盛赞胡耀邦的民主作风，盛赞他对民主的实实在在的实践。田纪云曾在2004年写发过一篇《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他说“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
杜润生说“耀邦力主发扬民主。他说过：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希望。”（杜润生《深切的怀念》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胡启立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要反复讨论，最后集体决策。”当胡启立向叶剑英介绍了耀邦的民主作风之后，叶帅说：“那很好”接着说“每当我们的党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会遇到挫折、失败，甚至付出血的代价。”（胡启立《我心中的胡耀邦》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叶帅显然是很赞赏耀邦的民主作风的。
老同志们也谈到耀邦的弱点和不足，杜润生曾说“耀邦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他天真，他宽厚，有时承诺过多，有时失于严谨。”但认为“瑕不掩瑜，无损于他的光辉”。对耀邦总的评价当然是非常好的。田纪云说耀邦“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田纪云《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任仲夷说“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任仲夷《他永远活在人心》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阎明复说“耀邦同志那一身浩然正气，无我无私，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立下的丰功伟绩，奋斗不息的坚强信念和崇高品德，坦诚宽厚的博大胸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阎明复《在耀邦领导下做统战工作》。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朱厚译说自己在纪念耀邦时，“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他说：“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他对耀邦的搞阳光政治的主要业绩作了扼要介绍：“耀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巨大的组织魄力平反冤假错案，以无比的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意愿，突破公社制度的桎梏，支援发展商品经济，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对专制政治和权谋政治的勇猛冲击，是对专制政治权谋政治社会基础的深挖翻犁，是阳光政治的鲜明昭示与光辉实践。耀邦的勇猛冲击，体现出了革命家的智慧、良心和胆识的高度统一。“而”耀邦是顶着政治天空中的阴霾，拨云雾，迎晨曦，走上政治领导岗位的。“他动情地写道：”耀邦的出现，对于始终不忘革命初衷的老共产党人，是一个精神的安慰。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憧憬。”我猜想，朱厚泽一定是淌着眼泪写下下面这样几句话的：“耀邦的逝世，令千万人震惊，悲痛、哀号，惊天地，泣鬼神……耀邦的消失，让人们猛醒，冷静，清醒，追问，深思……人们将走向何处？”（朱厚泽《建设阳光政治》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对于耀邦的中途下台，王仲方曾当着耀邦的面说：“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的，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王仲方《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李锐说：“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说，十六年前耀邦长逝时，他曾在悼文中说“这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而他当时没说出而后来常与人说的还有一句话是“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他说，耀邦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不是大幸吗？”（李锐《不幸和大幸》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我想，这就要看后来人如何对待胡耀邦留下的这笔遗产了。
（八）谈到耀邦以后
有人把文革结束以后到现在看作是走向新民本主义的一大历史时期，其中，第一阶段，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第二阶段，强调中央集权，强调以政治权威保障政治稳定。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长足进步，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定型。改革出现了奇迹的同时，出现了结构失衡：一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三是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不协调。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突出。第三阶段也即现阶段，中央在以关注民生，抓住民心、重视民意的新民本主义来解除结构性危机。（见徐勇《走向新民本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9期。）
大家似乎都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期待政治体制改革能克服与解除结构性危机及一切危机。
何方在写完了一本《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之后，写了一篇《党史研究中的反思》。他说：“反思来，反思去，自己和许多人从小就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还没有成为现实”、“从新中国成立起，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就进入了训政时期，到现在已经五十又五年了，但看来还没有“训”出个什么结果，因为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谁也不敢说，中国现在已建成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仍然是人治色彩浓重的社会。而且谁也说不准，我们的训政时期还要延续到何时。”“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呢？有人便说，我们在建设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的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何方说到他在晚年为何告别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搞党史研究的原因：“除了杨尚昆说的‘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造神造假。”他认为，长期以来“全党全国都在说和都得说假话”，这完全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和特定领导体制的消极结果”，而寻根究底，“正是延安整风，为中国谋划出了这一行之百年有效的管理框架。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舆论一律，以及委任制、等级制，保密等配套措施，都和延安整风有关。”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衍生的，所以正本清源，要谈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就必须认真反思历史，彻底批判个人崇拜。”（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李普以一个具体史实说明了坏的制度必然会带来坏的后果。他说，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内容有毛泽东任政治局主席，下设书记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也任主席。书记处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形成制度之后，“首先，毛从此可以百分之百独断而毫无顾忌。”从此，“毛泽东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毛泽东。”“文革”时期，就发展到“毛主席就是党，党就是毛主席”。“其次，省市和下属各级向中央看齐，……一把手说了算，……批评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再次，……下面的聪明人自然以揣摩上面的意图为能事……包括必须说假话。”李普说他有两点真是弄不清、一是“主席有决定之权”这个建议是刘少奇提出来的，而“刘少奇这个建议是怎么来的呢？……二是那一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怎么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定》，规定什么‘最后决定权’呢？”
老同志们，包括提“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一建议的刘少奇，后来大都吃尽了这“最后决定之权”的苦头。幸存者当然就深感民主法制的可贵了。因此就有“李维汉的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李维汉说，“由于我党反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早在1980年6月，李即指出“我认为反封建折问题的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他曾向邓小平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并由他来补”，邓小平在同一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曾明确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余焕椿《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就因此他很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
任仲夷觉得要特别弄清民主集中制该是个什么搞法，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该是什么？他说“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民主是主要的方面，是基础。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专制和独裁。”而且集中也“不应由某个人、某个权威或少数人根据自己的观点、意志来集中”、“民主不仅是方法问题、作风问题，而且是健全国家制度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或者说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或者说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向明《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载〈同舟共进〉2000年第8期。）
李锐则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十六大小组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目前的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关键还在要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他说，“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他回顾历史指出：“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李锐认为“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
关于党的民主化，他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一、“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领导干部的选拔，应“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
李锐对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要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要改善，等等。”
二、“现在我国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社》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以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做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互相监督。……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正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同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是县以下公职人员。”（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这是一位当时已年满85岁的党内高层老同志在自谓“精力不衰，世事少知”的情况下“心忧天下”的爱国、爱人民、爱党的忠心赤胆之言。
除了李锐，还有不止一两个老同志发表过类似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想法和建议。如欧远方发表于1994年的《安徽日报》修改补充于1998年9月、后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2000年6月出版的《书生之见》一书中的《反腐败斗争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许耀桐发表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的《政党执政文明与党政分开》等等。这些文章里面都有不少卓见。如欧远方说的应“把竞争机制引入选举”、“候选人不是上面指定的，而是由代表自由提名的”。“一切应由政府部门负责的事情均交政府来办，而不由党委包办”。如许耀桐所说的“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直接干预、命令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非民主式的执政”，“党的地位不能高于国家，更不能取代国家”。
其实，李锐等老同志的基本观点也并不新鲜，因为中共和毛老人家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时候早就说过这些了。
1944年，毛老人家在与谢伟思等人谈话时就说过：“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说：“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作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社论并大声疾呼道：“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而《解放日报》早在1941年5月26日就有文章谈到：“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转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0日《重申和重温中共的民主追求》一文。）
《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0日在《重申和重温中共的民主追求》一文中引用了上述史料之后最后写道：“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国情下，这些伟大的声音，需要不断地重温，需要不断地重申。”
令人高兴的是，民主的旗帜毕竟在逐渐升高，政治体制改革毕竟在不断迈步前进。
首先是毕竟结束了杀气腾腾的令人日夜提心吊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继邓小平提出和平发展之后，江泽民宣传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说“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规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江泽民2002年10月在美国乔治·布什图书馆的讲话，转见台湾《远望》杂志2006年2月号叶昌澄《孔子与叶公》一文。）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实际上把中共的性质由工人阶级先锋队改成了中华民族先锋队，使党成为代表全民利益、调节全民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的组织，胡、温新政又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主张，并不断有相应的决策与举措。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在国内，政策制订尽量向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部门、弱势群体倾斜；在国外，进行和平外交，大力加强与和平力量、与发展中国的联系与合作。我曾经在省内一个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第一代总书记、安徽人陈独秀曾有反映他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这样两句诗：‘天道顺自然，人治求均衡’，而现在，党的当代总书记、安徽人胡锦涛更明确地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两个安徽人这种在不同历史阶级的遥相呼应，实在很有意思。”
这些年，我们既能听到新自由主义的声音，又能听到新左派的声音，网民更能听到世界上四面八方各种声音，而这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也没影响到中共执政党的地位，可见不同而和的局面已经出现。这也可以说正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种进步。
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白皮书，紧接着便出现了七嘴八舌的评论，11月5日，《凤凰周刊》31期发表了周兼明《民主政治对中国执政党亦是良药》一文，他说：“白皮书诠释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民主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而“按照国际主流观念，民主制是民众自主参与政治抉择的程序安排。人民的自主抉择，意味着不存在民意之上的领导者；政党与意志领袖只能主要通过引导舆论来引导民意。中国式民主设计了民意之上的领导者，白皮书的解释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具体说，共产党领导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保证政权稳定的需要；是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的需要。”周兼明认为“这和当下民众日益高涨的民主热情似乎仍有一定的距离”，他认为“群众诉求宜‘疏’不宜‘堵’。其实民主对中国执政党并非毒药，乃是良药，既可强健自身肌体，解决党内基础建设，又可妥善处理党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若将其简单拒之门外，反倒可能酿成毒性。因此正视民主意识的民间诉求和正视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而努力使二者协调发展则是对执政党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2005年11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第41期发表了一篇《民主政治需要整体推进［新论］》。作者说，现在“自下而上的村民民主制度遭遇了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瓶颈。显然，下一步推进村民民主自治建设，最大的挑战是行政架构及司法体系如何进一步调整，以兼容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或者更进一步为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深化提供一个完善的制度框架。”“人大如何更有力地控制财政，如何对选民的意愿做出灵活反应等，都面临着有待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民主制度“要在人类对于利益的渴望与公道的追求、在自由与秩序、在个人权力与个人义务、在政府不同部门的权力之间，寻求平衡。而这样的平衡，需要通过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立法架构、决策程序、司法制度、甚至通过道德约束等复杂的网络来支持。这些因素缺少一个，就可能使民主制度扭曲。”作者肯定“《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所列举的各方面成功的民主实践，已经有力地驳斥了一种源远流长的谬论，即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这些实践，也为推进民主政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作者认为“另一方面，这些实践也给我们出了一张更难的试卷：解决那些因为较难解决所以迄今没有解决最终却必须解决的问题。”作者最后说，惟有下最大的政治决心，“整体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才可能避免托克维尔讨论过的一种民主悖论：民主政治已经启动，激发起了人们的民主意愿，但制度瓶颈阻碍民主制度深化，结果，民主建设脚步跟不上人们的意愿。”
民主建设怎样才能跟上人们的意愿呢？杜光认为必须彻底改变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所说的“垄断经济所有权，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真理”的斯大林主义模式。他说“改革就是要突破绝对垄断”。“这个绝对的‘三垄断’的专制体制，正是继续民主革命的对象”。他认为国务院在2005年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对国有垄断经济的突破”而“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突破绝对垄断尚未破题。”他“希望在2006年，对经济领域的绝对垄断能有更大的突破，也希望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上能够有新的启动，对政治绝对垄断和文化绝对垄断能有新的突破。”（杜光《改革就是突破垄断》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任仲夷于2005年9月间约了几位学者漫谈改良主义。他们谈到“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旧体制”，由于“握权者很容易成为原体制的维护者”，因此“改革的动力和力量主要在基层和民众”。为了“有序改革和平转制，就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形成现代政治领袖核心是决定性的。”现代政治领袖“要有现代的政治文化，新的理念，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潮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负起历史责任；明白权为民所谋，权为民所授，不为家族和小集团谋特权私利；带头遵守宪法，按照法定的程序办事；要有民主的平等的公民意识。”要明白“威信来自正确，来自真正为民众办实事，真正推进社会改革”；“克服传统旧思维，推进民主政治，最能提高领导威信”。他们认为，政体转制“关键是实现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向现代政治权力结构转型”。“可以分步到位，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实行宪政”，“建立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民选立法机构”，“各党派社团通过选举进入人大”，“候选人先由公民提名，一般选举应该有差额，无记名投票。”“要依法落实公民的自由权利，宪法所规定的选举、言论、集会、出版等权利。”“现代信息社会，不放开舆论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所有转制顺利的国家与地区，都是舆论先放。是否逐步开放公共舆论是推进政治转制的一个先决条件和考验。”（高伟梧整理《走改良之路》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尹振环写文章谈到美国尼克松总统只因对在野党安装窃听器，受到弹劾，不得不辞职下台；克林顿总统只因与莱温斯基偷情，受到国会弹劾，险些下台。远一点，约翰逊总统因对南方奴隶主和奴隶制度抱有同情，激起全国的不满和在野党的猛烈反对，也险一些下台，“这三则总统案件，足以说明斯大林的暴虐不可能发生在美国，中国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彭德怀，乃至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在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有一套逐步形成的制约权力的网络，包括一、宪法至上；二、名副其实的普选制；三、议会制；四、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五、新闻出版自由；六、两党制；七、消除了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重大因素，军队属于国家，军权集中于联邦。美国的政治权力被控制在十大制约中：一、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约；二、行政、立法、司法的相互制约；三、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约；四、社会上各种社会组织、政治力量对国家权力制约；五、权力获得的制约；六、权力运行中的制约；七、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出版自由，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八、权力运行后果的制约；九、总统等重要官职法定任期的制约；十、议员等改选法定名额的制约。美国政治体制中又有防错、纠错的一些机制：防止错误、纠正错误的机制；择优汰劣的机制；杜绝专制独裁的机制；防止暴政的机制；防止治、乱、合、分循环反复的机制……”因此，“它无法孕育秦皇汉武，也难以产生拿破仑、希特勒、各路诸侯。”“它绝对不会削弱‘统一’，相反，美国1776年后的一百年中，‘统一’的领土扩大了十倍。”作者说：“可见，统一中华，振兴中华，光大中华，需要的是邓小平的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这里就有政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作者也提出“马恩所设想的政治制度，是比美国政治制度更民主，乃至‘民主千百倍’的政治制度。”只是“他们把国家消亡政党消亡估计得太快。”（尹振环《郡县制与美国政体》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九）结语
许多老同志及知识界精英对中国现当代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有的人还摆出对照系加以比较，这当然是需要很大的史情史胆的，对眼面前的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说三道四，尤其需要更大的史情史胆。我是十分敬佩我所谈到的一些老同志及知识界一些精英的史情史胆的。由此也可看出，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已能使人们的史情史胆与时俱进了。
我们国家的当代领导班子正在对内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为构建和谐世界尽心竭力，他们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更不激化矛盾，而是正视矛盾并想尽一切办法去化解矛盾，去一步接一步地消除种种不和谐的因素。这从最近的“两会”中，从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的答中外记者问中，从大会参与者提出种种不和谐现象和渴求清除这些矛盾的提案中、大小会议的发言中，小组的议论中，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态度中，都可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会终于进行并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将会超越于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而公正公平地调节好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特别是不会使党政军也成为一种利益集团去在市场上搞权力寻租；一个民主的、科学的、国家真正富强、全民真正幸福的中国一定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将要建立的民主制度一定会如恩格斯所预言那样，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民主千百倍”。我国一定会从目前的初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的共产主义。也即人人克服一切异化，复归人的本质、全面发展、自由自觉劳动创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冲突根本解决，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那种共产主义。
《同舟共进》2002年第5期封二有一幅李一峰为任仲夷与廖冰兄聚谈所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刊物为之设计的对白云：“廖冰兄：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一百年之后才好公开。任仲夷：（颔首微笑）”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而不需要一百年，廖冰兄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可以公开的了。而且任何一个人都可公开地、毫不担心后果地说出自己对于任何人物与事件的看法了。那时，还可谈谈史情，但已无需特别地提什么史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