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唐山这座有着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遭受到了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爆炸当量的大地震，顷刻间这座城市被夷为了平地，遍地是废墟。地震发生时，人们都还在睡梦中，在这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中，有二十四万人在睡梦中永远没有醒来，数以几十万计的人受伤。

那年的九月一日，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了青岛近郊崂山县的一个不到百户的小村庄插队落户，那个村子很穷，全村没有几幢像样的房子。当时已经是上山下乡浪潮的后期了，所以我们都是带着国家供应的口粮下去的，国家每个月还给予我们生活补助，并且还给那个村子拨去了为我们盖房子的专款。

因为房子还没有盖，我们二十八位男女知识青年就被统一安置在村子里的一个大院里，那个院子挺大，北面是一溜四间屋子，十七位男青年占了两间，十一位女青年占了一间，另一间很小的是我们带队工人师傅老王的宿舍兼办公室。其实这几间大屋子本来是养牲口的，我们搬来了，牲口们就被迁走了，我们住进去好长时间，都能闻到弥漫着的牲口味道。

刚到农村的第九天，毛泽东主席逝世，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好像失去了最亲的亲人一样，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要塌了一样，没有了方向也没有了思想，每天都沉浸在迷茫当中。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还没有净下心来的我们又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是青岛地区要发生强烈地震，很有可能与唐山地震差不多，而且连地震的时间都预测出来了，是九月中旬一天的下午两点钟。据说是很有权威性，是国家地震局测出来的。

整个村子都陷入了恐慌当中，人们把盆盆罐罐都搬到了院子里，把那些可怜的口粮也收拾好了，牲口也都被拴到了场院里，家家户户的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院子里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们这些刚刚离开了父母的孩子们更是人心惶惶，既惦记着家中的父母和亲人们，又为自己能否躲过这场灾难而感到莫名的恐惧。

老王师傅安排我们把伙房的水缸和铁锅都搬到了空荡荡的院子中央，把粮食也全部搬了出来。我们又把自己的行李和被褥也搬了出来，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孩子恐惧万分地围坐在自己的家当旁边，无奈地等待死神的到来。那是一种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恐惧感，因为死神已经把自己到来的时间告诉了我们，下午两点钟将是我们与死神照面的时刻，我们都快要窒息了，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们不想死，唐山大地震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一幅幅可怕的画面，我们感觉自己正在走进那一幅幅画面当中。女孩子们哭了，她们脆弱的心灵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我们男孩子没有哭，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充满了恐惧。

我们大家都没有手表，唯一的一块表就是我们带队工人师傅手腕上的那只老牌子的上海手表，我们围在王师傅的身边，眼睛盯着他手腕上的那只手表。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慢慢向着两点钟那个可怕的时间走近，我们的心揪得紧绷绷的，我感觉我的心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我抬头看着天空，那天的天气很晴朗，天是湛蓝的，一簇簇的云朵在天间飘过，我仿佛看见蓝天白云后面隐藏着死神的那张狰狞的笑脸。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们的双眼都紧紧盯住王师傅手腕上的那只表面已经很模糊了的上海牌手表，恐惧在我们的心中愈来愈强烈。终于，那只手表的指针走到了两点钟，那一刻，我仿佛觉得一切都凝固了，大脑快要空白了。我屏住呼吸，等待着山摇地动，等待灾难的降临，等待死神来领走我们中的哪一个，或是我们的全体。我看看大家，我分明看见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恐惧，那种可怜而又恐慌的表情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至今难以忘掉。

时间在继续着它的脚步，两点钟过去了，大家的恐惧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加强烈，村子里的每一次狗叫声或鸡叫声都会让人们浑身哆嗦，冒出一身的冷汗，在死神将临之际，人心的那种绝望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那种即将走向死亡的绝望我想我是永远都不忘记的。

幸运的是，灾难没有来临，它与我们擦肩而过，直到黄昏时刻，大地依然平静，恐惧在慢慢消退，大家也都觉得肚子饿了，于是王师傅让我们又把铁锅搬回了厨房，炊事员开始做饭了，尽管在做饭，他们也在做好在地震来临之时随时冲出伙房的准备，但是好在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那天晚上，公社又来电话，说是晚上继续做好防震准备，民兵要彻夜值班，准备迎接突然降临的大地震。我们又坚守到深夜，大家坐在院子里，有的人开始讲故事，有的人开始吹牛，我在吹着口琴，仿佛这样才能驱逐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午夜了，被折腾了一天的我们已经快要崩溃了，大家爬上了各自的床铺，也顾不上可怕的大地震了，心里最想的一件事就是赶紧睡觉，好在，一夜平安无事！

几天后，地震警报解除，大地震没有光顾我们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是幸运的，我们逃过了一劫，尽管那场未曾发生的大地震只是一场虚惊，但却给我们的人生留下了难以抹灭的记忆，我们知青组经常聚会，我们这些曾经的“患难者”每次聚会都会谈起那次没有降临的灾难，因为通过那件事，我们更加懂得了如何来珍惜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