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法律多如牛毛的国家里，在社会主义人民的想像当中，政府就应该是一个热诚的公仆，当他听到人民向他抱怨社会的某一位置发生病变，痛苦难耐之时，在还没有弄清这个位置拥有什么替代功能时，就要麻利地把它清除，因为，这是人民的要求，否则，就会为标榜的和谐埋下隐患。在人民不掌握立法权的情况下还可以废除什么呢？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呢？恐怕不是，今天可以取消这个，明天又可以取消那个，而取消之后的空缺，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匆忙推出，效果也是可想而知。 
 
很多人都曾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取消而鼓掌，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但仓促的取消却不是我赞成的，因为它是在一片狂热的反对声中取消，掩盖着理性的声音，反而导致它的成因没有人留意了。收容遣送制度肇始于1961年，当时，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负责将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收容起来，遣送回原籍，与此同时也提出公安机关要对收容对象进行审查鉴别。可见，该制度自一开始，就主要以限制人口流动和治安管理为目标。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反映出当前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严重弊端，和对公民自由迁徙流动权的限制，实际也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妨害，这才是收容遣送制度的深层次原因。 
 
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之后，是不是户籍管理制度得到了改善？显然没有。那么现在的救助制度有什么功能呢？当救助站设置在城市的时候，维护城市利益当然成为其主要目的，而不是救助穷人本身。《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可见其在限制人口流动和治安管理方面的功能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压过甚至湮没了救济功能。 比如，“不得限制受助人离开救助站”否定了救助站可以强制羁留，但并没有规定受助人不可以被强制离开救助站所在城市；有应保障受助人员在站内人身安全的规定，而缺乏保障受助人员人身自由的条文。再比如，“临时性”、“生活无着”、“流浪”、“乞讨”等概念如何界定？第十一条是否包含“受助”人员可以被强制“领回”或者“接回”户籍所在地的意思呢？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息息相关。 
 
收容制度在打死人之后被取消，但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死的并不是就一个。救助制度会不会也打死人呢？（我看一定会，因为不是基于对等公平原则的救助必然容易产生矛盾）。那它会不会也要取消呢？取消以后又设立什么？只要彰显公民自由迁徙流动权的户籍管理制度不变，由此而死的就永远不会有最后一个。 
 
在非理性的狂热取消声中.，大众有意识地淡化收容或救助的浓厚地方色彩.。莫忘记它们无一例外只为本地区利益服务.，且目标指向唯一性的针对外地人.，有时更进一步的指明农村人(不论是暂住证抑或居住证.都是荒谬的.难道我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行走还需要一纸证明).。这其中的缘由难道仅仅因收容制度而存在.？又仅仅因为救助站的成立而消失.？如果罔顾制度改变人生的事实.，那么中国就永远在废立之间兜转.。宪政之路.，终是黄梁一梦而己。 
 
总的来说，收容遣送的取消，救助制度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这样的错位是制度试验的必然，只有更进一步的总结和反思，才能真正的在户籍管理制度和公民权利自由方面取得大突破。这才是由此制度而枉死之人的症结所在，而单纯的取消某一制度显然流于表面。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我们往往会麻木于平静的环境，对种种更甚此的不公视而不见，即使眼前有人被打死，也会明哲保身。但为什么会在新闻媒介的鼓动下就可以热血沸腾的取消这取消那？这一时半会我也说不清，但我觉的柏扬的《丑陋的中国人》剖析得很好，诸位不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