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类社会需要长存，那么现实世界在保障自由的同时，无疑也需要基本秩序。如果说谁可以在利益冲突中以超然的立场平衡各方力量，公权力，就充当了这个角色。使强者不至于无所忌惮，使弱者不至于无告，给社会提供公正的秩序，这是公权力的责任，也是人们需要公权力的根本理由。  
 
　　不管是如何得来的权力，都应该有它本来的目的。中央负责政策的规划和颁布，地方政府负责政策的操作和执行，人大代表负责审查和制约，媒体记者负责监督和广播，知识分子用知识和笔作时代的良知。智慧的权力不仅是节制的权力，而且必须是敢作敢为的权力。我们期待着清醒的权力，也期待着果敢的权力，也就是负责任的权力。  
 
　　权力在于理念的实践.，你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为手中有了权力，全部都可以轻易变成现实。人都有弱点，很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有了权力就高高在上，就颐指气使，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具备的谦卑和敬畏。  
 
　　这种“点石成金”的权力是任何建树的必要条件，但同时蕴藏着破坏和毁灭的能量。萨达姆把国家带到灭亡的深渊，布什把国家拓展成武装的世界警长，都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它可载可覆，可生可死。  
 
　　政府官员的权力在于执法，政策和法规透过他们的实际操作才发生效力。他起草的公文、盖下的印章，决定他所服务的社会做不做得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越是有权力，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需要放低身段，这是政治社会学的一般通则。  
 
　　手中的权力行使适当，则国家机器运转顺畅，也就是国泰民安。如果有程序的限定，有事后的问责，即便拥有权力也不能轻易使用权力，这就会迫使当事官员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他们提升自己的智慧含量。他们就不能不关切人心的冷暖寒暑，洞明世事的千变万化。他们就不能不谦卑而体贴，有所敬畏，知所进退。权力不在于空谈国事，漫天批判，而是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焦点领域有所作为。  
 
　　官员提出的施政蓝图，如果失职，推出的法规制度可以祸国殃民，施行的方式可以劳民伤财。如果滥权，官商可以需索无度，国事可以空转虚耗。权力的节制仅靠权力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形成健全的制衡机制，才是约束权力的正途。权力往往有副作用，能不用权力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权力。动不动就用权力去解决问题，用命令的办法、强制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往往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扩大问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如此，但在有效的制衡机制起作用之前，这确实是比较容易发生的趋向。似乎有了权力就不需要尊重人性，就不需要体贴人心，这种权力的傲慢，会最大限度地减低权力运行中的智慧含量。而如果权力的运行缺乏智慧含量，它就只是一种蛮力，就不免与常识冲突、与人性冲突，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就会成问题，就很难不被质疑和抵制。  
 
　　一个取得了人民信任的权力可以影响国家前途，形塑社会价值，更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就一个英雄或者毁掉一个偶像。这种权力被扭曲、被操纵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础开始腐蚀的时候。真和假，是与非，崇高或可耻的标准一旦颠倒混淆，几代人的努力都可能变成虚无，又要从零开始，可是谁不知道：不断地从零开始是绝不可能累积成文明的。  
 
　　相较于广大的平民百姓，政务官员、事务官员、人大代表、媒体记者、知识分子都是掌有权力的人。细究之下，每一种权力都很可怕，它可以兴邦，可以覆邦，影响这一代人的此刻、下一代人的未来。掌权的人对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权力———权力的性质、权力的界限、权力的责任———是否深思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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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走偏锋冷左右开弓寒-------阳光，只在我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