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1997年以前由于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GDP的增长速度，比重不断下降，由实行“利改税”的1983年和1984年的20%左右，降到1996年的10.2%；1998年以来由于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这一比重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2003年已经超过18%。现行至今的税收制度过分强调税收的“敛财”功能，而没有考虑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背道而驰，税收巨增与GDP和工资收入相对缓慢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在今年5月表示，中国的税收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95％左右，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财政增长过快说明我国税收负担在加重。国税总局的解释是因为征税技术的进步，但即便我们认可这一点，也不能解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何远远高于GDP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及工资收入大大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让我们先看一下国家统计局2004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国家财政收支总额：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为21715.25亿元，财政支出为24649.95亿元，收支差额-2934.70亿元。国家财政按功能性质分类的支出：2003年，经济建设费7410.87亿元，社会文教费6469.37亿元，国防费1907.87亿元，行政管理费4691.26亿元，其他支出4170.58亿元。据报道，目前，国民经济GDP的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村民的负担已经很沉重。 
 
一直以来关于我国税收成本的猜测很多，比较偏激的说法是，美国收１０元的税只有０．５元是成本，而中国，收１０元，有４、５元都是税收成本。在我看来，税收成本过重的根本原因，是行政开支过大。庞大的政府机构系统，加之形形色色的其它吃皇粮的队伍，几乎将年国民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吃掉。有人说，较高的税务负担指数是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必然伴随的现象。其实，这等于说，更多的花费，更多的某种交易费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谁都知道，这是在为权力资本的谋利进行开脱。治理税负的源头工程，必须是行政体制的改革，必须是裁军吃皇粮队伍。没有行政开支的大幅度减少，税负的降低是不可能的，表面上降下来，必然按下葫芦瓢上来，会在另外的地方补上去。  
 
另一方面，我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等到底有多少，更是一笔糊涂账。特别是预算外非税收入、制度外收入是很难统计准确的，完全游离于灰色地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2005年以前，税收收入的使用情况从未向公众公布过。2005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在预决算报告中首次汇报了2004年税收收入的使用安排，才开始对人大有所交待。但中国的预算法规定，税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不需要事先报批；对税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这就将人大的审批职权削弱了一大块，也给税收收入留下了广阔的操纵空间，一枝笔无需审核就动用上亿元资金，成为公共财政乱象的一个缩影。 
 
近些年来不断地在报上看到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消息，有许多感慨。新华社发出一条消息：《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正常吗？》，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工薪阶层所占比例依然最大。富人逃税、漏税，而普通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负担了本来具有调节财富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这表明所得税法在社会公正方面失去了它的调节功能。税法本应是财富分割的利器，所得税法更应以调节收入差距为主要功能。人们自然会问，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究竟是谁在支撑全球第二排名的中国税负？显然不是富人阶层，因为他们税负最轻。这就是说，正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为巨大的税负基数的贡献者。对普通收入者征收起点太低，而对富人又不能有效征收，甚至存在着严重的为富不税现象，在事实上造成低收入者税负高而高收入者税负低的严峻结局。这种被许多群众批评为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正在成为扩大个人收入差距，加剧贫富鸿沟，引发仇富与虐穷心态的助推器。 
 
税收收入的急剧增加同样暴露出公共财政体系的不健全，只要是财政收入都应纳入人大的监管范围，实现公共财政的透明化、科学化，同时积极推进费改税，把能改税的非税收入转化为税收，把预算外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内支出。这同样是建立公共财政的当务之急。 
 
无论如何，一个资金日渐充实的国家，社会保障与教育经费位居世界末流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而在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财政的钱有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即便是西方国家斥为最“小气”的美国财政也有1／3以上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经济的一个悖论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居然经常发愁钱怎么花，在外汇储备方面是如此，而财政收入安排更是如此。而高达37960亿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而其他的财政支出呢？ 这表明，在政府财富快速增长的背景下，缺乏透明的公共财政体系已经大大的加重了人民的税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