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走钢丝”这种杂技表演。演员在悬空的钢丝上来回走动，“忘却”了危险，辗转腾挪，表演出各种或惊奇、或美观的动作。演员有时徒手完成这一表演，有时则需要借助长长的平衡杆来保持平衡。这是一种“惊艳”而“可怕”的美丽。高度的平衡是这种表演的“生命”，一旦失去它，除了因恐怖而产生的“惊呼”，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艰难前行，“如履薄冰”。无论人类是否自以为“成熟”或者“强健”，人类在这个星球的“自然”面前仍然是渺小的。甚至，当人类自以为“长大”了，可以轻松自如的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改变自然，并欣喜若狂、踌躇满志的时候，自然不经意的一个“嚏喷”也会使人类几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劳动积累化为乌有……寂静的庞贝古城、神秘的楼兰文明、还有令人痛心的汶川……人类的发展真的如同走钢丝表演一样，当人类陶醉于各种“优雅表演”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冷眼旁观的自然和身下的万丈深渊。

宗教和科技的进步像亲密的伙伴一样，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全过程，从一个侧面见证或者印证了人类的成熟过程。就如同原始的石器被各种新型材料代替一样，原始的宗教也演变为当下人类社会中慰籍心灵的各种“精神家园”。

但是，一直以来，宗教和科技进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宗教被看作是“愚弄”人的工具，而科技的进步似乎总是在同这种“迷信活动”进行着斗争。中世纪的基督教被看作是斩杀科学和进步的刽子手；而古代中国的“有神论”也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源头，是束缚中国科技进步的原因。那么，宗教思想和科技发展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抑制与反抗？还是“水与火”的冲突？还是一种“制衡”？这种关系是不是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宗教与科学，就如同黑夜中前行的两个人，尽管相互扶持，互相“助威”，但是终究“同床异梦”，各怀异志。不知道用走钢丝时的平衡来比喻人类宗教思想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是否恰当。人类也许只有恰当的控制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才可以保持一种平衡——“生命”的平衡，才能够在危险的表演过程中，安全前进。本文，笔者将尝试讨论宗教思想与科技进步间的关系，希望通过这种讨论能够窥探人类社会进步的种种影像，触发不同读者的思考。

一、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早期的宗教与科技

原始人类在面对各种自然现象时，应该是很无助的。他们所做的也许只有疑问和猜测：为什么黑暗和光明会间歇交替？为什么空中会有种种光电霹雳？为什么大地会摇晃，甚至喷射出火焰？为什么同伴们会相继丧失生命？……惶恐的眼神和紧张的思维交相辉映，原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经过长期的自然考验——生与死的考验后，开始被激发出来。聚拢在一起的原始人类生存的可能性会增大些。为了充饥果腹，他们开始采集各种无毒的种籽、花果，在有剩余的日子里，尝试着种植、收获；他们磨砺石块、强硬的树枝，制作武器、工具，制服一些不太凶猛的动物……科技的星火在广漠的大地上由原始人类点燃了。基本的生存有了脆弱的保障，但是还有很多神秘的事情无法解释。也许冥冥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主宰？他或她是什么？……一串串疑问之后，自然崇拜开始了，祭祀仪式开始了，原始宗教产生了。原始宗教的产生如同原始的农业、药学等科技因素产生一样重要。它表明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在自身长期的衍变过程中，运用简单的联想、推理和想象，去尽力揭示一些现象，这是人类主观能动的发展，是一种思想进步。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以及后来的封建社会，科技和宗教作为人类发展的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技的推动力量毋庸置疑，各种材质和形式的工具制造，医学、农学等的发展，凡此种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是，宗教的推动力量却被长期忽略了。

原始社会的宗教，对自然以及各种神圣的崇拜，不仅仅帮助那时候的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以及周边的现象，还对原始社会的部落等聚居区的组织和管理提供了近似于法律的指导。在“神”、图腾的“指引”和祭祀、首领等的领导下，原始部落有组织的进行各种分工和具体生存活动，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被制定出来，部落成员按部就班的从事各自的“本职”工作。秩序确立了，部落社会焕发出了生机。宗教还给原始社会的部落成员提供了精神的慰藉，早期的精神支柱。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却仍然需要宗教思想来帮助统治者对国家和民众进行管理，并提供必要的“精神家园”——宗教是普通百姓的精神寄托和希望所在。这里的国家可以是王国，也可以是奴隶制或封建制下的贵族共和国。

在各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宗教间接或者不自觉地帮助人类养成适合的、因地制宜的生活模式，帮助不同种族和地域的人类形成相对合理的生活习惯。如中国的端午节，在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恶”日。这一天，人们要在住所摆放艾草，要饮用雄黄酒。这被认为是一种古代重大的“恶性”事件所至——尽管这个事件的原委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应对它的方法却被“忠实的”以宗教的名义和形式保留了下来。此外，中国腊月的祭祀灶台活动等等也是通过宗教理由被保存下来的一种民众的生活安排。传统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帮助各各民族的普通百姓打理着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具有“备忘录”性质的历史传承，是日常生活的指针。

科技的进步和宗教的存在对各各时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科技的进步使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而宗教则提供了一个理由。早期的城市往往紧靠宗教中心（同时也是政治中心）：有庙宇和神职人员，四方朝觐的信徒到来了，贸易集散地出现了，市场形成了，开始有居民定居，数量日益壮大，城市初见规模。时至今日，中国各各地方还有一种类似的提法，如在北京，“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在济南，“先有开元寺，后有济南城”等等。

宗教对于民族历史具有记忆和指示剂的作用。宗教文化是古代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代表了人类思想轨迹的发展。很多民族的历史，是以宗教传承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宗教建筑是宗教的符号，同时也是地域发展的日记本。宗教的交融和发展显示了当时当地社会的开放与包容能力，显示了特定时空内民众的自信力。宗教也使民众的生活丰富多彩，社会充满神幻色彩，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宗教文化的发展代表了一个种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宗教中的“神怪”还是文学作品的取材和演绎原型，如中国明清时代的四大名著。同时，这些“神怪”还是文人口诛笔伐的工具，比如明清小说中的三言二拍、聊斋志异。

二、对抗——宗教思想的制约与科技进步的反制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某些宗教思想与国家政权的结合，使得这些宗教思想进入了社会阶层“金字塔”的上层。当具有一定权威的某种主流宗教在社会存在时，它与科技以其他宗教势力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主流的宗教思想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地位，开始对各种动摇力量采取强权抑制措施。主流的宗教思想与科技进步进入了对抗期。关于这一点，耳熟能详的例子是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对科技进步的阻挠和破坏，这其中浸透了许多科学家的鲜血和屈辱。由于中世纪欧洲的状况，我们已经了解很多，这里也不在进行详细介绍了。其实，对抗的形式除了血雨腥风以外，还有其他的形式。在此，我们以中国为例，详细阐述主流宗教思想与科技的在对抗时代的关系。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如此兴盛、持续时间如此的漫长、封建势力如此雄厚，这一切的一切都归因于中国的封建势力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在中国存在着“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社会特点，即国家层面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具有一套完整的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官僚体系和选拔制度、具有一种统一的具有“大一统”理念的国家思想——儒教；而在国家内部各各基本单元——家族内部，实行的是“宗法制”，即具有家谱以保持家族的联系、具有祠堂以传承家族意志、具有“家长”以管理家族事物。尽管在过去的两千中，中国的各各王朝存在着周期性的兴盛、瓦解与交替，但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并且日臻完善。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国家层面的封建体系瓦解之时，家庭层面的封建体系尚保存完好；当重建社会秩序时，只需要将家庭层面的封建体系进行放大即可。因此，意识形态的选择对于古代中国那样一个封建大国来说至关重要。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宗教思想除了儒教外，还有道教和禅宗。但是，相对于秉承“大一统”理念的儒教来说，道教和禅宗要 “自由散漫”了许多。甚至道教的国家思想是“小国寡民”，这与“大一统”的理念“水火不容”。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会默许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呢？有学者认为，在古代中国，儒、道、释三者是一种互补关系。儒家提倡“出世”，主张积极的、“大有为”的人生准则，这适合于国家状况蒸蒸日上的阶段，即知识分子阶层可以“达则兼济天下”；另一方面，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小国寡民，而禅宗则直接提倡“出世”，割断个人与宗法社会的联系，这种思想适合于国家状况相对混乱而一时又找不到调理方法的阶段，即知识分子可以“穷则独善其身”。这样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貌似矛盾，实则“互补”的体系。当宋明理学在明代确立正统地位以后，这种意识形态的“互补”体系便完整的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那么这些宗教思想“互补体系”的存在对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在这些宗教思想的“互补体系”确立之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是活跃的、思辨的，国家层面的思想体系是开放的——因为它也在寻找一种稳定的、适应自己的体系。在这样一种“国家思想”氛围之下，大量有能力、有创新的发明家、科学家被吸收到了政府中，他们以“官员”的身份更便利的推动了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如张衡、祖冲之、葛洪、孙思邈、沈括、郭守敬等等；而当宗教思想“互补体系”确立之后，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丧失了开明教育家的形象，成为了顽固的道学先生。理学将知识分子变成了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失去了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和自由探索的精神。学风也为之一变，注经、训诂成为学问的价值标准。在这样一种国家思想氛围之下，大量的发明家、科学家被排除在“主流”知识分子阶层以外，他们一直“深藏”于民间，如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王清任等等。僵化而稳定的意识形态“互补体系”已经不能够网络住那些有思想、有创新的知识分子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推动力由官方转为了民间。在丧失占有资源、能量巨大的官方支持之后，中国的科技发展也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是先“适应”，后“不适应”的。这种“不适应”最终使得宗教思想成为了保守势力的代名词，压制了科技的进步。

三、挥之不去的制衡——宗教的衍化（人文主义）

当科技积攒起足够的力量，帮助新兴的生产关系推翻掉不适应生产力的腐朽生产关系的那一刻，传统的宗教思想“颤抖”了。有那么一段时间，科技无牵无绊，任意驰骋，人类社会的面貌日新月异。宗教思想除了占据着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外，在社会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在享受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科技的负作用。先是“工业污染”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臭氧空洞”问题、物种灭绝问题、“核危机”等等，这些直接涉及到人类等生命形式在这个星球的生存问题；然后是“生存压力”问题、“生存空间”问题、“人口”问题、以“过劳死”和“职业病”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病等等，这些关系到了人类的生存质量问题；紧接着是“试管婴儿”问题、“克隆人”问题、“半兽人”的研制问题，这些曾经或者正在冲击着人类的“道德”或者“心理”底线。似乎科技并不是万能的，似乎不是工厂开足马力的生产或者家里摆放一堆现代工业产品，我们的生活就无忧无虑了。虽然，“生活就是问题叠着问题”，但是，似乎人类也应该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至少也应该转换一下思维的角度。当然，办法的来源已经不再局限于科技手段了。

似乎忽然有一天，宗教思想的演变形式——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和人文关怀跳了出来，试图左右科学以及人类对科学的认识。于是，宗教的演变形式——人文主义开始起到与科学主义相互制衡的作用。

这似乎回到了文章开始所描述的那种情景，人类在地球——这个关系生存和发展的“钢丝”上步履蹒跚的前进时，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宗教的衍生）成为了新的制衡力量，使人类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