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裸体做官”者,是指那些妻儿都在境外,自己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贪官。这些官员先以种种“正当”途径,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然后暗度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
这些“裸体做官”者都是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身上的特点:其一,他们没有“家”的感觉。他们有“家”么?他们还哪有家了,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何谈“家”呀?自己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自己住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他们真的没有“家”么?他们有家,他们作为相当级别的领导,能没有自己的安乐窝么?可这时候他已经不把这个“家”视为家了,他的家在国外,在他妻子儿女那儿。其二,他们没有“亲人”的感觉。他们的亲人都走了,都在国外,他工作的地方已没有他的亲人了,有的只是他的“臣民”。他可以随意指挥他的“臣民”,调动他的“臣民”,可对他的“臣民”没有什么亲切的感情,因为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根”扎在这儿,他也没有必要和这些“臣民”建立感情。其三,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整天想的不是怎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怎样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怎样把自己的腰包整鼓,怎样把自己在国外的小家弄好。为了达到此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其四,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负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自己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
这些“野鸽子”的存在,对国家政权建设乃至国防安全都会造成极大的威胁:它使官场风气败坏。这些“野鸽子”在位上,大多不干正事好事,大都腐败堕落,使官场弥漫着一股浊气。它使党的形象遭贬。这些人在任上,不考虑人民疾苦,不为人民谋福祉,势必会贬低党在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它使国家利益受损。这些人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弄到国外去,供自己及家人挥霍;有人的还掌握有国家的重要机密,对国家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建设都会带来重大损失。它还可以使国家的国际形象受污,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度降低等。
这些“野鸽子”是国家之大害,必须下大气力清除,否则,等他们自己“飞”走了,就会遗害无穷!
“裸体做官”隐喻财产申报缺位
作者:朱四倍
据报道,6月28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而庞的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于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了。这种现象被网友称为“裸体做官”。网友“铁血丹心70”提议:“要好好清查一下这些三心二意、‘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官员。他们对国家的忠诚都是个大疑问,老百姓放心让这些家伙当领导吗?” (《新快报》7月7日)
“裸体做官”是指那些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的贪官。网友为什么关注“裸体做官”?近年来,一些腐败官员利用法律的漏洞,携带大量赃款潜逃国外,或以种种合理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
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每年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而2004年1月,有媒体列出部分省市官员外逃和失踪人数仅11个省市的数据是官员失踪约3500人外逃超过5000人。媒体报道,2003年,全国共36000名干部向境外转移资产,其总额达81亿美元,是年上半年,有8371名贪官逃往境外。
通过考察,不难发现,一些官员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寻租、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途径攫取了大量灰色收入,为“安全”起见,他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境外。“裸体做官”就是官员转移财产的渠道之一,如此一来,有谁能对“裸体做官”漠然视之?
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无疑有助于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相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却会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条件。西汉的董仲舒在谈到社会变革与治理时指出:“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笔者以为,“裸体做官”与官员财产申报缺位有关。我国自1995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财产申报制度的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事,缺乏统一性。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甚至敷衍了事。缺乏可操作性,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往往是填完表格就完事。缺少事后的公开和公正。执行过程缺乏科学含量和严谨度,对申报材料没有必要的统计和审计过程,申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往往水分过大,难以反映实际情况。笔者以为,这种状况也给“裸体做官”制造了便利条件,甚至是为官员转移财产提供了方便。
事实上,如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得到了刚性执行,笔者以为,“裸体做官”的问题似乎也可迎刃而解。因为财产申报可以实现一个官员由被动接受监督向主动接受监督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使监督者便于行使监督权力而且使被监督的国家官员在心理上时刻感到自己是处在监督之下打消他们的犯罪心理,进而防止“裸体做官”现象的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