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袁剑 的 第八章 官僚之门——二、新经济：官僚所有制

二、新经济：官僚所有制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26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体制外的崛起。这是指当时处于体制下层和边缘的人群迫于生存压力，进行自发的市场化过程。农民万元户、乡镇企业、以及城市中的个体户，这些带有强烈身份色彩的称呼，是这一时期中国市场化主体的形象说明。由于这批人于传统官僚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这一市场化过程主要在传统官僚体系管辖的空白地带和外部出现。无论从其主体成分，还是按其从事的行业性质，这一阶段的市场化都是都具有典型的“体制外”特征。所谓体制外，其实就是处于传统官僚体系的管辖和保护之外。这一时期，体制外的市场化发展很少威胁“体制内”——传统官僚体系以及其它负有保护责任的国有企业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享受到了这一市场化的红利，传统官僚体制因此对这一过程采取了默许、观望和被动适应的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系出现了相当明确的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二分：即体制外的市场扩展，和体制内的自我维持。事实上，一直被沿用至今的所谓“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分析范式，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是最为适用的。

1992年之后，政治风向的变化和体制外的示范，使中国官僚体系摆脱了以前的观望犹豫，开始凭借各自控制的体制内行政资源主动投入市场化体系。1990年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门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军队下海的壮观景象，是中国官僚体系态度转变的一个明确信号和有力象征。自此之后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中国官僚体系熟悉、参与并全面融入市场化进程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也是权力与资本结盟，并逐步形成“权力＋资本”的官僚利益集团的一个时期。这种围绕各级政府权力和部门权力而形成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官僚利益集团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经济活动的主体。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利益集团不是为一桩买卖而临时结合起来的乌合之众，而是通过长期的人际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相当稳定的利益共同体。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所谓腐败案件大多具有窝案性质的事实，大致可以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集团性做出旁证。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官僚利益集团，到1990年代末期已经变得相当强大。一种武装到了牙齿的力量终究是要展开它的猎杀计划的，于是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终于露出了他们的吞噬本性，开始按着他们的意愿主动控制和操纵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定型状态。事实上，中国1990年代末期的诸多领域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市场化，就是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尝试进行全局性操纵的结果。这并不是在指控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阴谋集团，他们周密策划了一次巨大的洗劫活动。而是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一股极其默契的合力，推动着我们朝一个可疑的方向急进。也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具有裹挟性的操纵力，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性质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已经发生某种具有终局意义的嬗变。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中国历史，可能是中国起自1970年代末期最新一次改革的收官阶段。到这里，中国经济由改革而二分的“体制外”和“体制内”概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已经浑然一体的，足以自我循环的体制，我们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就官僚利益集团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而言，或许它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官僚经济。

如何判断一种经济的性质，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一种比较直观而颇有洞察力的视角：谁在组织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更精确一点，这个问题就变成：谁在主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这个视角来透视中国经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26年的经济变迁之后，中国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和计划的混合，由中央部门的统一命令变成了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分散命令的混合，但不管这种经济表现出了如何晦涩的形态，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各级、各部门（包括各种企业）官僚仍然是参与、组织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角。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各级官僚在经济活动极其活跃的作用中一览无余。就此而论，中国的各级政府是世界大国中最为商业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于对官僚监督的严重缺乏，政府的干预经济的公权力实际上变成壳各级官僚个人的在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所以，与其说是各级政府在组织经济活动，倒不如说是各级官僚个人在组织和主导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今日之经济，是围绕着各级官僚以及各种官僚利益集团的个人利益而被组织起来的。而他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过的政治权力。在这里，官僚利益集团不仅劫持了改革，也劫持了国家。与此相对，所谓现代市场经济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组织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经济活动的，而他们组织组织这种活动的基本手段则是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公民的权利还是以官僚的政治权力来组织经济活动，是中国经济区别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分野。以我们上面谈到的“经济组织者”标准，大概没有比“官僚经济”更适合中国经济的定义了。许多分析家们迷惑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市场领域的形成，因而对中国经济发生误判，但实际上，民营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时候不过是被组织者，而市场也不过是官僚利益集团实现集团利益的一种形式。

区别于教科书上的混合经济，中国的官僚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它不是那种政府与市场的混合，而是官僚个人与市场的混合。在这种经济中，官僚不是以监管者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是以参与者、操纵者、寻租者的角色出现。如果说，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中，各级官僚还是整个命令链条中的被动执行者，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官僚经济中，掌握了极大自由裁量权的各级官僚以及围绕它们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则是主动行动者。

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出现这种新的官僚经济形态并不值得奇怪。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嵌入的市场，换言之，中国的市场是一个被嵌入在全能政治国家中的市场。中国的全能政治结构是先于市场结构并作为其最“硬”的约束条件而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引入和扩展出来的市场经济结构，就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的，在中国的改革时期，这种“政治特性”的具体内容就是不受监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跃。于是，官僚经济的出现就成为中国改革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发展。

看上去，中国官僚经济似乎是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一种形态，但应该明确的是，官僚经济绝非是一种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形态。官僚经济并不是那种假以时日就一定可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那种经济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微观上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更是因为它可以在宏观上对自己加以复制。敏锐的观察家已经发现，官僚利益集团近年来对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这种影响在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表现得相当有力。这实际上是官僚经济为自己进行宏观复制的一种迹象。而作为中国26年改革中的一种“时尚”，官僚经济甚至可以为自己克隆出一套稳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础。这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加强能力的稳定结构，一个完全却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的结构。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政治振荡，就很难改变原有路径。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视野中，官僚经济很像是那个几千年从未动摇过的古老政治结构与一个具有现代消费色彩的市场，在1990年代中国改革试验中又一次暧昧的姻缘。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无法将当下的中国经济与一个古老的幽灵联系起来，但非常不幸，在现代技术和消费繁荣的外衣里面，这个古老的幽灵可能真的复活了。记住中国经济的这一官僚性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中国当今一系列经济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

市场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能够按照价格信号将资源自动配置给最优者。这里的所谓最优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较优势者。他们可能是最节俭者，可能是最勤劳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这就是市场“竞优”的本质所在。但官僚经济既然将市场的基础由“权利”偷换成“权力”，将市场的中心由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偷换成官僚垄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市场的实际上就变成了“竞权”的市场。这就是说，这种市场是按权力的大小，按离各种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甄别“最优者”的。如此，在中国的市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资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显然，这是对市场配置本意的一种反动，市场信号的失灵更是不在话下。1992年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受到普遍的忽视。那就是，在大量国有企业倒闭的同时，另外一些国有企业却在不断壮大。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同一种所有制的企业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可以提供的一种解释是：这是由于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国企，）以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的结果。所谓“大”，所谓“非竞争性领域”，不过是政治权力体系中具有不同权重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样看来，一些国企的消亡和另外一些国企的壮大，就只能是政治权力在重新划定保护范围过程中，不同国企在这个新圈子中竞争有利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结果。

自1978年改革开始，中国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的两分，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分，相应的，也就出现了民营和国营的两分。对所有制的这种两分，实际上一直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范式。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实力对比不仅被当作衡量中国经济改革取得进展的一个指标，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似乎除了私有和国有这两个位于光谱两端的所有制理想型，就没有位于中间的所有制形式。这种“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显得尤其突出。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官僚集团对资源（尤其是要素资源）的长期垄断，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和新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他们都从光谱的两端向官僚靠拢，其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其实就是传统的农民和城市中的个体户。他们在1990年代之前能够成长起来，所凭借的完全是勤奋以及大量传统体制不屑于作为的市场空白。很清楚，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资本（甚至是纯粹的劳动力）之上的发展和积累不可能走得太远。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借助要素资源的规模化使用。26年以来，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天下大变，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这就是官僚集团对要素的垄断性使用。在这种隐形市场结构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克复要素瓶颈，更上层楼，与官僚集团的结成某种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就势在必然。否则，他们大概就永远只能是个体户或者勤奋耕种但收入微薄的农民。在一个权力垄断了关键经济资源，而权力又不受监督的社会中，权力就会是一个黑洞，足以将任何东西纳入其中。于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纷纷向权力靠拢，并努力在各种权力的势力范围之内，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独立而赎买，由赎买而结盟，画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向官僚集团逐渐靠拢的基本轨迹。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产品领域的市场空白基本被填补完毕，中国的市场化逐渐走向高级化阶段的时候，中国民营企业与官僚集团的结盟开始加速，其形式也更加多样。这种投靠和结盟的结果，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性质的蜕变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现。这种所有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业法律上的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不公开的形式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种所有制中，官僚或以贱价出售的土地、或以廉价银行资金，或以其官场上的影响力或者“关系”在企业中享有收益权。换句话说，权力是作为一种可以被反复使用的关键要素而分享企业收益的。一位美国作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培养与上级官员的特殊关系上，拒绝建立横向联系，放弃了为长远利益进行的技术发展和投资。”，可以对这种情况做出经验性证明的一种现象是，中国企业在任何一个新市场进行投资的时候，首先拜访的总是当地政府和部门领导，而不是市场。不过，这位美国作者恐怕很难理解中国企业在发展中的独特困境。这种困境在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门户网站的成长历史中表现得相当戏剧化。在一个具有如此高成长前景的互联网行业中，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竟然全部是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成长起来的。这个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事例，其实体现了中国企业在利用中国要素资源上的一种普遍的无助。理解了这种无助，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这则匪夷所思的新闻了。这则新闻披露：“从事软件业的内地民企金蝶国际(8133)表示，已和内地建设部合作，成立一家从事内地城市建设及建筑业应用软件业务的合资公司，……新公司总投资额一千万元（人民币．下同），由金蝶方面全数支付，中建互联则提供有关技术、客户网络等”。一家纯正的民企和一个纯正的政府部门合组商业机构虽然的确匪夷所思，但却将其中“权私共有”的官僚所有制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纸黑字的坦率的契约形式曝露了中国“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显得有些极端，但我们并不能据此以为这种所有制在中国不具备普遍性。事实上，在仰融案、杨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近年来几乎是批量生产的民企丑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奇特所有制形式在中国的普遍性和弥散性。完全可以判断，在那些已经“做大”以及准备“做大”的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官僚利益集团的收益权已经以一种“结构化”（体制化、长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这种结构性的收益与一次性的赎买显然有天渊之别。

在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向官僚所有制靠拢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也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变。中国传统国有企业本来就是传统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所谓的国企厂长和经理，不过是行政官员的另外一种称谓。但随着市场导向的日益重要，企业自主权也日益扩大。不过，就像我们观察到的那样，这种企业自主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变成了企业官僚不受监督的腐败权，国有企业遂在实质上沦为企业官僚所有。以国企领导人为核心形成的官僚内部人利益集团，变成了国有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国企领导从传统的执行官僚变成现在国企主要的实际所有者，是传统国企与今日国企的最大区别。而这种区别，证实了国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制本质。与中国民企“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相比，今天中国的所谓国有企业则是更纯粹的官僚所有制企业。以产权特征而论，所谓官企，就是那些产权属于以官僚为核心成员所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有的企业。毛泽东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早期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在那个市场几乎被完全消灭的时代，毛泽东的判断显然仅仅只是一个假想敌。而这个假想敌，在市场不断扩展的当代中国却以一种隐晦的形式真的出现了。

在2004年秋天郎咸平教授掀起的那一场火爆争吵中，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的所有制性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按照传统的划分，集体企业的海尔当然属于典型的民营企业，但问题是，一个民营企业怎么会被青岛国资委赫然列入监管名单？对于这个疑惑，青岛国资委的办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说”，属于“内部秘密，不便对外透露”应付。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1992年之后在中国逐渐成型的官僚所有制，我们就不再会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了。

官僚所有制，不仅是新兴民企和传统国企的转轨路径，更是那些在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新兴行业中大规模繁殖出来的新国企的直接体制目标。这一新型的所有制，遍及金融、证券、风险投资、基础设施、文化产业、通信、IT几乎所有新兴行业。我们无法计算这些新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庞大规模，但他们共同的所有制特征却无一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么企业形式出现，其共同点就是：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在这里，国企和民企的传统思维范式显然已经过时。而导致这种范式失效的原因，则是因为，权力作为一种蛰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国进入剧烈而普遍的发作时期。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与许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体系开始在“寻钱”之后并没有丝毫放弃权力的意思。他们是要将权力和经济利益更加紧密的绑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规模上，以更稳定的形式寻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这样，金钱对政治权力的赎买实际上是失败了。相反，它鼓励政治权利在更大范围内寻求金钱和权力。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因为这两者在中国几乎是可以互换的通货。人们曾经以为金钱对权力的赎买是一次性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相当幼稚。由于这些利益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权和钱只能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

在城市改革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农村改革中产生的具有同样过渡特征的乡镇企业。如果说，乡镇企业是底层政治官僚与农民结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场导向，那么，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是更高位阶的政治权力与精英结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极强的权贵性质和掠夺性质。这种掠夺性质在中国官僚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模式中已经以“洗钱”的隐喻被深刻的彰显出来。

观点：市场社会的形成，中国缺乏社会，所以社会对政府和市场本身修正、抵制、补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会抑制问题。这个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