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的蝴蝶千年的雨

——评卷札记

                              塘溪河

从凤凰回来后，被人事部门抓了个差：人事部门要招所谓优秀教师进城，帮忙做个评卷工作。这一评可不打紧，在这些试卷中发现了很多自然和文化的奇观。

比如，唐代的蝴蝶飞到宋代去了（有答案曰：李清照《雨霖铃》的这句诗：“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描绘了一幅蝶舞莺啼的美景），而宋代的雨则下了近千年（有曰：“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的作者是郭沫若）；又比如，李清照沐浴着二十世纪的烟雨（有曰：……李清照行走在烟雨迷蒙的《雨巷》里……〈该同志是以作者及其作品串句〉），贾宝玉制作了《红楼梦》（有曰：《红楼梦》的作者是贾宝玉），而列宁则写起了中文（有曰：《朝花夕拾》的作者是列宁）……

凡此种种，让孤陋寡闻的我平添了很多见识，也给枯燥累人的评卷工作增添了不少乐趣。

咱是文科人，对那自然奇观实在无法解释，就对这文化的奇观试图作个理解吧。说《红楼梦》的作者是贾宝玉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不是有人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么？所以说贾宝玉写了《红楼梦》似乎还靠点谱，自传嘛。说《雨巷》的作者是李清照也不算太出格，虽然朝代离得远了点，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至于说《朝花夕拾》的作者是列宁，列宁什么时候写起了中文了，我就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了。

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自己学科的一些常识，作为语文教师是绝不应该出错的，但我们的语文老师还是非常离谱的弄出这样多的奇观，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还是不得不为出现这现象感到异常的痛心。

先贤有言：“学高为师，德高为范。”高尚的品格，渊博的学识，是对为师者最基本的要求。我一直认为，这应该是作为教师的我们必须为之孜孜努力的目标。而且我更认为，其中在学识上，即使达不到渊博的要求，最起码也应该在专业上做到扎实。但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相当一部分教师专业知识就相当的不扎实。这些老师似乎对自己的专业已没有太多的尊重，没有进步的动力，没有学习的欲望，以至在专业上甚至达不到一个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所以就弄出这样让人痛心的奇观了。这些年来，老师们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被尊重。不被尊重，原因也许有方方面面，但有谁想过从自身上找原因呢？像这样的老师，实在是非常的不尊重自己的职业，一个不尊重自己职业的人，又怎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呢？像考试中出现这样的奇观，我们的老师实际已失去了被尊重的本钱。

另外，在教师的教育和管理上，我们也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有用的措施去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从教育上说，这些年，教师的继续教育名目繁多，但大多都是冲着教师的口袋而来，真正和教育实际沾点边儿的实在不多。这样徒有虚名的继续教育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基本上是没起什么作用的，只招致教师的反感，也就失去了对教师继续教育的意义。在管理上我们没有淘汰循环的机制，教育人才的使用没有吐故纳新的功能，换句话说，这些老师尽管是创造出种种奇观，但他们已拿到公办教师这个牌子，就将牢牢的占有着教师的位置，没有失业的危机，也就没有学习进步渴望。

所以我想，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我们的孩子们也将会在一定时间内要时刻准备着欣赏雨下千年的奇观的。

2008-8-18

　　中国的总理难为。

　　无论是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还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领导人会在灾难发生时，除赶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之外，还要亲自担任救灾总指挥。毕竟前者属于政治职责，后者属于专业领域。

　　而在中国地震救灾的前四天，温家宝几乎是把大半个国务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后仅仅几个小时就已经坐镇灾区，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公安部长孟建柱一直跟随身旁。副总理回良玉后来也赶到，5月15日晚间在四川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长周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等多位部长。

　　温家宝亲临一线，四处疲于奔命地指挥、调度、慰问，有舆论指这显示中国救灾指挥系统缺乏法治精神，似乎没有中央领导人现场指挥，救灾体系就无法自动运转。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总理的到场除了提高应变效率、争取黄金时间、督促地方官员、现场拍板解决问题之外，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指挥救灾、慰问百姓，更是灾场和全国民心稳定的巨大精神力量。这似乎是要做“人民总理”的中国总理的宿命。

　　中国总理这个职位，自周恩来时代开始，就被赋予了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形象，“周总理”三个字既是一代中国人对周恩来的永恒纪念，也是对继任者的道德标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国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周恩来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顶着寒风、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喊话，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层与民众在危机时刻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双方没有距离，充满信任。2008年的地震与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变得更强、处理方式变得公开透明、舆论更为自由开放、举国救灾的机制更为有效，而总理与受灾民众沟通的语言、慰问的姿态、鼓励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温家宝对着灾民喊“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当温家宝对着救援部队说“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当温家宝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表示，“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区受苦受难的民众以及对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国其他地方人民，从这样沙哑颤抖而坚定的声音中，都听出了其中的温情、决心和斗志，绝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号。

　　这些口号式的政治话语，在平常时期往往被人们置之脑后，视之为空洞的宣传和僵硬的说教，不愿理会。但一旦灾难来袭，政治领袖的喊话却有了强大的动员力量，这样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让灾区民众焦虑、恐惧的心情得到缓和，对未来不会绝望；参与救灾的人员也能够被激发出战斗意志，团结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与汶川人民心连心”、“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些在救灾、安置现场比比皆是的标语、横幅，看似套话，却有着强大的精神激励效果。

　　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急行军数十公里奔赴灾区、没日没夜解救灾民的时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与光荣的信念追求，“军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词汇才如此令他们刻骨铭心；当温家宝哽咽着抚慰儿童说，“孩子，别哭，孩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才不会是仅仅停留在会议公报和党报党刊上的文字。

　　周恩来当年在邢台，温家宝如今在四川，两者一致的地方是当政治理念、宣传口号与内心真诚地结合起来时，产生的政治动员能量、激发的斗志，都是未可限量的。这恰恰是当年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基础，理想与口号一致，也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获得广泛的拥护。执政数十年中，中共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塑造，对政党、政府本身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党员的角色等，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口号、标准词汇和修辞在内的政治话语论述体系。

　　近二十多年间，这些话语越来越多地被质疑，一些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国最有效的动员模式、激励方式，竟然还是存于那套话语体系之中，在鼓舞士气、凝聚民意、激发情怀等方面发挥出了关键作用。

　　中国总理作为执政党最高层领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之外，同时也需要成为政党理想和原则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证明这些政治话语不是形式、不是套话，而是执政者坚持的信念。但是，每次在灾难、危机等极端时刻，那些熟悉的政治话语和宣传才被广泛地信任与接受，这也是中国总理的难为之处。因此，人们未来还会继续看到中国总理的奔走。

　　中国式总理，无法复制，想学也学不来。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联合早报》

　　现在的红白镇是什么样子？主任问我。

　　昨天下午和另一名记者从红白镇打车出来，司机问我们这几天是否采访了什么重大新闻？

　　他在成都当司机，地震发生后，他就不停的在路上奔波，我们碰到他时，他正载送一名摄影记者到什邡市采访。

　　司机说，那里最感人的场面是在道路开通后，也就是地震后的第三、第四天。那时还有不少生还者被救出，到处都是搜救和医疗队伍，当然，马路两边也躺了多具尸体。

　　我随民防部队来到红白镇已是地震后第5天的事。初到这里感受最深的，是毁不成形的房屋。这几天，只看到原本住在这里的居民返回家，把还能用的东西搬走。

　　路上除了有背着一大袋衣物和用品往城里走的人，驶过的车子，也一袋一袋装得满满的，大家都一起迁出这个镇。

　　无情的灾难毁了他们的家园，让他们丧失了亲人，但我在这里感受到的，并不是悲伤，而是人们顽强、团结的精神。

　　一名30多岁的妇女背着一袋用被子包裹的东西，在马路上等人。她暂住亲戚家，要把东西搬下山用。我问她家人没事吧？我娃娃没了，她红着眼眶说，带着浓浓四川口音的声音从口罩后传出。

　　我不知如何安慰，后来，她亲戚来了，我就望着她瘦削的身躯背着大袋，从这个镇离开，重新生活。

　　又有一名妇女在路旁叠起瓷碗，每个碗之间都夹了一张发票，避免在运输途中打破。她是李山慧，之前在房子对面开了个轮胎店，地震把店毁了，房子也塌了，还好家人都没事。

　　东西收拾到一半，她丈夫看到一名军人开着吊称车经过。他们把车拦下，请军人帮忙把房子吊起来。

　　一次、两次、三次，房子太重了，吊称车也有点“失去平衡”的样子，李山慧坐在轮胎上看着。

　　最后还是不行，吊称车走了，她呆望了房子一会儿，然后继续收拾。

　　昨天和民防部队徒步到发电厂，路不好走，回程，看到一名67岁的奶奶，从对面山上下来，脚上踏着一双黑色的布鞋，手里握着一根树枝，健步如飞。

　　带她下山的志愿者朱宁东是浙江人，他大学考试结束后就碰上地震，于是，他瞒着父母到这里帮忙赈灾。前晚，他们走上山，把受困山中的人接下来。

　　他说，山上还有三个80多岁的老人，一对夫妇不要下山，躲了起来，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另一人像是村里的长老，人没走光，他也不肯走。

　　我们从红白镇离开，一路拦车。首先上了成都司机的车，后来又上了到灾区送救济品的胡先生的车，再坐上到灾区帮忙的志愿者的车。手一举，车马上停下，交谈中知道我们是随行采访的记者，他们频道谢。

　　下了最后一辆车，女子手里握着两瓶水，追了上来。“带点水喝吧！”

《联合早报》

5月12日，北川邓家海元村山中的刘汉希望小学师生，成为了北川最幸运的人——这所屹立不倒的学校，使全体师生得以幸存。其中，9个老师带着71个无人认领的孩子，在解放军开路下，翻山越岭两天两夜，逃离北川这座死亡之城。他们辗转数地，一路奔波。与父母失去联系的10岁的吴晓菲，始终挣扎在可能永远见不到爸爸妈妈的恐惧中

★本刊记者/孙冉(发自四川北川县)

逃出小学爬上山

离北川县城15公里，海元山和乌鸦山这两座大山中，袅袅的浮云下，一座学校耸立在半山坡上。这是刘汉希望小学，1999年由汉龙集团与政府联合建成，校名取自汉龙集团老板的名字。

刘汉希望小学有483个学生，其中180个住校生，4年级的吴晓菲(化名)是其中的一员。她的家在距北川近两小时车程的梅龙镇。通常放三天假她才会回家，每个返校日等车时，她都会不自觉地忧伤，要买上一块口香糖才能感觉好些。这个五一假期后离家返校的她，不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永远离家的路。

12日14:28分，整个教学楼摇晃起来，一个老师大喊，“大地震，快跑。”语文老师朱福慧喊道，“趴在地上别动！”厚厚的灰尘扑面而来，学生们用红领巾捂住鼻子。这时整个天空迅速乌云密布，遮盖住了太阳。趴在地上的吴晓菲偷偷地把头抬起来，看见平时纹丝不动的水泥柱子，跳舞似地来回摆。

混乱的状况持续了1分多钟，晃动戛然而止。大家跑到操场上，清点人数，全体师生安然无恙。

孩子们看到学校对面的楼整个坍塌下来，这才意识到危险，哭喊着要妈妈。吴晓菲和同学大哭不止。她大脑一片空白，想回家，但家里电话打不通，路也塌了，想走也走不了。

35个老师带着483个孩子向学校后面的海元山上转移，按照班级分队，男女生两两拉手快速向山上跑。到了山顶，吴晓菲向下面的学校看，什么都看不到，一片土黄色。

把孩子转移到山上，男老师开始砍竹子。一起爬上山的家长，骑摩托下山找了一些塑料棚布，搭了一个简易帐篷。一些老师跑下山，把寄宿学生的被子抱上来。

在山上待了好久，也不见北川县城有人来告诉下面的情况。朱福慧心中有不祥的预感，快天黑时才传来消息——北川县城被地震夷为平地。一些女老师开始失声痛哭起来，老师的家人都在县城。

凌晨时开始下雨。远处的乌鸦山一整夜哗拉拉不停地从山上向下滚石。不时有余震，每一次余震，孩子们都会尖叫大哭。冷风吹过，孩子们瑟瑟发抖。

老师们整夜没睡，帐篷漏雨，男老师就一直用手撑着帐篷顶，不让雨水渗进来。女老师抱着一些幼儿班的小孩子(由于生源减少，北川许多小学合并，因此也有一些幼儿班的学生)，让他们平静下来入眠。老师们尽量把孩子围在中间，想挡住些山上的大风。

400多个学生挤在狭小的帐篷里，两两背靠背互相取暖。被子有限，所有的孩子只能盖到膝盖。

漆黑寒冷的夜，不时听到孩子的哭声。一个哭了，紧接着一片跟着哭起来。

吴晓菲整晚不停地胡思乱想，洪水会冲上来把我们淹死吗？地会裂缝把我们埋进去吗？如果我们死了该怎么办？她害怕自己被埋，害怕见不到爸爸妈妈。

6小时走出北川县城

吴晓菲很早就醒了，害怕的感觉挥之不去，在山顶走来走去，很烦躁。

校长让一部分老师回北川县城找教育局汇报情况，一部分老师去寻找亲人。留下9个老师照顾孩子。

随后，陆续有家长来接孩子走。

吴晓菲很羡慕那些被接走的同学。每走一个都要到老师那里签字。她就站在老师旁边看着，希望会轮到自己。她心里明白家离这里很远，路也塌了，但她仍怀着希望等待。

她的好朋友也被接走了。吴晓菲很想和他们一起走，但老师不让。好朋友走后，吴晓菲更加烦躁，没人和她聊天。

最后只剩下71个孩子，盼了好久终于不见再有人来。吴晓菲伤心地哭了，她很想爸爸妈妈。这71个孩子，大部分是住校生。父母在很远的地方赶不过来，也有在外面打工的，更多的是联系不上。

下午两点，解放军来了，要带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老师们认为早一分种转移出去，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路上一次都没让孩子们休息，走到宽路上还要小跑。晓菲感觉自己从来没这么累过，水滴不停地从头上流下，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雨一直不停，路上异常泥泞，解放军在前面开路。每隔一段队伍就有一个解放军跟着,防止掉队。那时吴晓菲和同学已经感觉不到饿，淋在雨里，只是冷，冷得牙齿打颤，嘴唇发紫。

这支特殊的队伍就这么行走在到处是裂缝、满是巨石的山路上。吴晓菲感觉自己似乎永远也走不出这座山了，她几乎是连滚带爬，哭着走到了任家坪。

这一走就是6个小时。

到了任家坪，孩子们回头看北川县城，发现全成了废墟。月光冷冷地照在全是瓦砾的残垣断壁，哭声顺着风远远传来。

继续向外走，一股奇异的恶臭扑面而来，吴晓菲捂着鼻子，远远看到路两边躺着很多人，身上盖着布，不知道是死是活，“大概是受重伤了吧”。这时她突然想起妈妈说过死人的脸是白色，她突然害怕起来，不敢再看下去，绕着跑开了。

孩子们全身湿透，好些小孩子还发起高烧。解放军把自己吃的给了孩子，每人一盒饼干、一瓶水、一把雨伞。晚上解放军把军车让给孩子，他们撑伞站在雨里。坐不下，老师让大孩子抱着小孩子睡，10岁的吴晓菲一整夜抱着一个5岁的孩子。狭小的空间里，依然混杂着难闻的气味，平均两个同学挤在半个座位上，身上依然湿透。

夜里，后车厢还坐着一位受了伤的老奶奶，半夜她一直在喊好痛好痛，叫得孩子们毛骨悚然。吴晓菲鼓起勇气走过去对她说，你别叫了，我们好几天没睡了。老奶奶说我不叫行吗，我有心脏病。

吴晓菲彻夜难眠。

自从看到北川县城成为废墟，她就一直沉默。她知道住在县城的干爹干妈肯定跑不出来了。

她没再哭了。

跑回去找儿子的老师回来了

语文老师朱福慧13日早上5点多下山，听人说看到她丈夫开车去救人了，心里一热，随即向儿子所在的曲山小学赶去。

赶到那里她整个人完全傻了，儿子学校的教学楼全塌了，一楼都陷了进去，钢筋水泥的承重墙也倒了。

朱福慧的儿子正是在一楼。她想到地震时自己也叫学生不要跑，趴在地上，儿子那时有可能也趴在了地上。

学校废墟前，全是哭天喊地的家长在挖自己的孩子。有个家长在角落里喊到儿子了，儿子周围还有10几个同学一起埋在里面。与儿子对话很清晰，只是腿被压着了，这个家长徒手挖，挖开一个洞，能把手伸进去摸到孩子。但再挖就不行了，需要大型工具。

14日上午8点，解放军来了，这个家长喊他们一起挖，可解放军也只带了铁锹等简单工具，挖不开。当时只有两条路，要么截肢，要么等大型机器运进来。

这个家长突然下了决心，要找把刀亲自把孩子腿砍了，拉出来。但旁边有人劝阻他，这么做，怕孩子等不到手术台就要去了。于是家长又决定守着孩子等待更多的援手。当时他还充满希望，看到朱福慧，笑着鼓励她，说已经救出9个孩子了，也许你儿子就在其中。

朱福慧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个家长的话上，她一路小跑3公里到了任家坪，看到别人抬担架就跑过去看是不是自己的儿子。朱福慧不知，给她希望的那个家长，不停地给孩子们递水递吃的，鼓励他们，但到了当天夜里，里面就没声音了——因为路塌方，大型机器和医疗队都进不来。这个家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了。

赵宗飞老师的儿子，在北川一中，那是最为惨重的倒塌现场，两个教学楼都陷进地面三分之一。赵宗飞碰到儿子的班主任，得知儿子没有跑出来。后来，他听说，刘汉希望小学的35位老师里，直系亲属就死亡了14个。

朱福慧接着把绵阳市的医院都找了个遍，没找到自己的儿子。她又回到了北川县城，发现遇难者尸体已经开始逐渐运走，但更多的尸体还压在废墟下面。像儿子这样的情况，根本挖不出来。

5月17日，既是母亲又是老师的朱福慧，必须让自己平静下来。她拿着儿子爱吃的零食，在儿子的教室前，与儿子诀别。随后又在几个好朋友家前转圈，与他们说说话。

之后，她终于收拾起伤痛欲绝的心，回到那71个孩子身边。

孩子们说，朱老师手机里有一张儿子的照片，知道儿子不在后，她毅然删了照片，为了不让自己再想起。一位前来做心理关怀的专家说，她时有轻生的念头，因为看着这71个孩子就想起自己的孩子，每个夜里她都独自饮泣。

但是记者见到朱福慧时，她平静地说，已经想开了，“这是天灾，不可抗拒。”

从绵阳到英才中学

14日一早，刘汉希望小学的师生被安排坐车转移到绵阳。他们辗转几个地方，发现到处都挤满了灾民。老师给汉龙集团的人打电话，他们很快把孩子接到英才中学安置。刚到英才中学，就有很多老师和周围的住户给孩子们煮了姜汤和稀饭，并领到家里洗澡，还给买了新的衣服和课本。

当晚，吴晓菲睡得很香。她做了一个梦，又回到了干爹的家，干爹坐在家里，房子完好无损，家里的狗还像往常一样热情地向她扑来。干爹笑吟吟地看着她说，你来了。

做完这个梦，吴晓菲的情绪似乎好了很多，她感觉干爹没有离开她。

英才中学的条件比刘汉希望小学要好很多，标准的绿茵足球场，宽敞且窗明几净的教室，以及一应俱全的宿舍。孩子们似乎过得比以前在北川时还要快乐。老师们，在伤痛之余仍然守护着这些孩子。

从第一天起，每天都有数家媒体到访。面对媒体的一遍遍询问，失去家人的老师们泪流满面，一次又一次地回忆痛苦。吴晓菲晚上睡觉，听到朱老师在哭，很想安慰她，但不知道怎么说，只能假装睡着。白天她突然跑到朱老师面前说，“你儿子一定没事的。”虽然知道这是善意的谎言。

吴晓菲理解的死亡，就是离开人世，再也见不到阳光。“被埋着的感受该多难受啊，活着就能感觉人间的喜怒哀乐，死了就感觉不到了。我怕死，不过死了也就死了。”

在英才中学的这几天，又有一些家长陆续找过来，他们看到孩子在这里过得很开心，放心地回到安置点去。吴晓菲的爸爸妈妈一直没有消息，每当想他们的时候，晓菲就趴在桌上，或者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学校里经常放音乐，她默默地听，心情就好些。

有时她会想12日那天的事，只想一会儿，就觉得地震太无情，好讨厌。每天都在上课，但背不进书去，也没法学习。看着小孩们说说笑笑，吴晓菲心里烦躁得不行，这时候她谁也不想见，见到人就想骂。

5月20日，吴晓菲又做梦，她梦见地震又来了，同学们正在6楼学校的阳台上玩，天灰蒙蒙地，突然雨很大，地动山摇。她吓得哭了，老师又让同学们转移，他们走啊走啊，突然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北川县城……

这时，在梦中哭喊的吴晓菲被摇醒了，朱老师告诉她——她的爸爸妈妈打电话来了！地震时他们正在地里做农活，所以没有事，地震后一直想来找女儿，但因为路塌了过不来。晓菲破涕而笑。

吴晓菲不知道，在安县上初二的哥哥，至今音信全无。

她高兴地当了室长，管另外两个大孩子和三个小孩。她把同学的毛巾摆得方方正正，拖鞋摆得整整齐齐，每天把宿舍擦得一尘不染。晚上趁老师不在，偷偷起来做小红花，看谁表现好就发给谁——71个孩子中，1位同学父母双亡，6位同学各失去一位父母。

5月26日，他们就要踏上新的路途，转移到其他地方。 ★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天府之国”四川大部分地区遭受重创，大地震造成的山体崩裂、泥石流泛滥，延缓了拯救行 动，致使死亡数万、灾民遍地，后果惨烈。中国政府发动了一切社会力量，在第一时间展开了施救工作，从反应速度到信息公开，从高层轮流一线督战到为遇难者下 半旗致哀，一系列行动令人耳目一新，不但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因此有人撰文称，中国汶川大地从某种意义上缓 解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使那些惯用“人权”标尺衡量一切的思维也受到了一次强烈震撼，连许多在拉萨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中刻意向中国发难的西方媒体，都为中 国的进步喝彩。当然，在2008年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是明显的，仅从为震灾罹难者下半旗看也透出了政治的人性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黎民百姓降旗，真 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危难时刻的风凉话

　　然而，任何事情都希望得到全世界的一致好评并不现实，既然有人赞许，也就 会有人批评。比如，德国《明镜》周刊5月14日刊发瓦格纳的评论，称中国“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同属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也刊文提出类似观点，认 为中国此次在处理应急事件中一改常态是作秀，目的是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结束在西藏危机之后的国际孤立局面。在他们眼里，不管中国政府怎么积极应对灾难，怎么 努力改变现状，都有鲜明的政治图谋，似乎连地震也是政府所为。

　　在人命关天的时刻说风凉话，和灾乐祸一样也毫无人性可言。道理显而易见， 生命的要义永远超越意识形态，任何政权如果置民众生命于不顾，必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中国政府在这次震灾中恰恰遵循了人道主义原则，灾难发生 后信息透明度极高，各种应急措施十分得当。正如德国《时代周报》所言：“政府及时的反应同灾区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并无关联，为救灾付出的努力绝非是出于宣传 作秀，中国在本次地震灾害中的表现受到联合国的表扬当之无愧。”

　　毋庸讳言，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都始于灾难中，如同没有洪水泛滥，就不可 能有诺亚方舟。就算中国今天的进步都是用教训和哀伤换取的，当一个政府尝试着表达人情，当一种权力尝试着走近人性，谁又能说其中没有包含着政治文明的进 步？从这个角度说，瓦格纳等人是无稽之谈，就像有人把孔子学院视作文化渗透，把奥运火炬传递当政治宣传，本质上就是恶意的。

指责中国才是不人道

　 　灾难之所以称其为灾难，首先是与人道相悖。面对尸横遍野、残垣断壁，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寄予深深的同情。虽然中国人没有指望某些西方媒体有悲悯众生的菩 萨心肠，但同样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种意识形态凌驾于生命之上。遗憾的是，在如此危急关头，《明镜》周刊等媒体不仅没有站在人道立场说话，还一反常态地把“人 权”抛到了九霄云外，换一幅嘴脸对中国救灾工作横加指斥，这是极大的不人道。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舆论习惯用“傲慢”、“偏见”解 读，认为不论中国怎么改变，都无法动摇他们固有的心态。其实，这种说法并不一定通用，西方人的“傲慢”是因为近代以来引领了人类文明潮流，由此导致对其他 文明的漠视，而“偏见”却有极强的互动作用。就面对自然灾害而言，“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在自家农场休假的美国总统未到灾区，遭到了全球舆论的抨击；缅甸 发生风暴灾害后，军政府的领导人丹瑞也没有出现在救灾现场，同样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这说明，世界舆论在灾难面前一般没有亲近远疏，体现的都是生命 高于一切的价值观。

　　救灾作秀肯定不够真诚，表现形式再堂皇也不是义举，但即便有少数人作秀，起码比瓦格纳的“秀”要人道。但愿汶川大地震中几万人的罹难，应该让中国学会自省自强，把握每次自我完善的机会，进而使一切形式归于真实，让“瓦格纳们”闭嘴。

转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5月18日，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鸣笛、鸣警报。与此同时，奥运圣火传递也将暂停三天。

　　这样的哀悼活动，在过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时实施过。而今面对惨重的四川震灾，五星红旗第一次为普通死难者降下，警报第一次为普通死难者响起，全国人民第一次为普通死难者共同哀悼。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对此次震灾的哀痛之心和感伤之意，也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这种纪念方式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以此表达对卫国战争和特大灾难死难者的纪念和哀悼。为死亡几十人，上百人降半旗致哀的举动也不鲜见，给生命以尊严，给牺牲以敬意，彰显人文关怀和危机意识。韩国6月6日显忠日甚至用中国国旗为其先烈降半旗，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而远在南美洲的秘鲁也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中国地震遇难者。

　　多年来，我国也有人呼吁国家级抗战纪念，希望降半旗、全国哀悼、全国鸣警报。可喜的是，在9月18日鸣警报的城市也越来越多，抗战纪念活动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其他倡议内容还有待于实施和开展。但在南京、沈阳这两个日本侵略的重灾区鸣警报过程中，有的市民连起码的肃穆也没有做到，显然弱化了纪念本身的严肃性和庄重性。

　　抗战死难已经过往，汶川苦痛近在眼前，遇难人数估计在5万人以上，无疑触目惊心。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前往灾区指挥抗灾。温总理面对遇难者遗体，几度落泪，三度鞠躬，表达深切哀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早在1998年洪灾肆虐，就有人提议为死难者降半旗。自此之后，每逢重大事故发生，这一建议始终没断。在1999年5月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记者遇难时，中国国旗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降半旗致哀的义务。

　　汶川震灾，深可哀痛，降半旗可以慰藉生者告慰亡灵。连日来，诸多人士撰文要求全国降半旗致哀，告慰死难者的在天之灵。此次全国降半旗是顺应民意，大势所趋。但在降半旗致哀的同时，还需人性化的纪念相辅相成，方能使大悲成为大爱。正如有人说，在拯救生灵、疼惜同胞的基础上，用行动、效率、细节展现中华民族对生者的扶助、对逝者的尊敬。这次全国哀悼日的确立和实施，可谓此其时也。这是对死者的追悼，对生者的慰藉，足以充分表达我们的哀伤和痛楚，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普世理念。

　　请记住，就在今天，下午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因此，无论您身在何处，是否听到警报声，请您默哀。自此后的三天，也请您取消公共娱乐活动。或将蜡烛点燃，默默地为同胞祈祷。有了这些，低垂的国旗将不再孤独。

　　当国旗降下，当警报响起，当我们深切哀悼之时，人性的旗帜将高高飘扬。
  另外为逝去的人奏一曲德沃夏克的《圣母悼歌》你们一路走好

                                                     民国那些人

                                        徐百柯

作者简介：徐百柯，1978年生于四川成都。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社。目前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记者。2004年6月《冰点周刊》人物版“钩沉”开栏，徐百柯主笔两载。2006年，“钩沉”被评为年度《冰点周刊》最佳栏目。

一、在辉煌的余光下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

他有一个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但经“请示”后，此事却不了了之。李光谟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

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

李赋宁（1917－2004）陕西蒲城人，西方语言文学大家，中国外语界的一代名师。

面对李赋宁这样的人物，恐怕很多人对于英语的概念都得修正：1946年，出身西南联大的李赋宁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深造时，乔叟和莎士比亚对于他来说，都算是“驾轻就熟”的题目，难度不足。于是他选择了古英语研究作为博士方向，这是连欧美优等生都认为太过艰深，视为畏途的领域。

莎士比亚不须说，历来被全世界奉为英语语言文学的标志；乔叟何许人也？写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他被尊为“英国诗歌之父”。

什么叫做英语好？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国人心上，以致有这样的段子：某君说自己英语好，托福多少多少、GRE多少多少。英语系学生一听笑了，哑巴英语，God，你能用英语自如交流吗？英语专家一听笑了，跟谁交流，God，你能背诵莎士比亚吗？老先生一听笑了，莎士比亚，God，古英语呢？法语呢？德语呢？拉丁语呢？

抛开个中戏谑意味，李赋宁确实当得起这般传奇式的“老先生”。他的学博才高久有定评，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英语和古代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治学范围涉及语言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莫里哀专题及汉英翻译等课程。

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他还记得第一次上李先生欧洲文学史课的情景：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Comrades，let me tell you a story，a very short story．（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

故事是关于古希腊诸神的。在李肇星听来，“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

多年后，李肇星作为外交官多次见到英国女王，他发现，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Queen’s English）竟也以这般简洁为美。很自然的，他“不禁又忆及李先生的‘小故事’”。

李赋宁对于英语发音的要求应该是相当苛刻的。他留学耶鲁时，以英语好而名世的林语堂来耶鲁演讲，李赋宁的评价居然是：“他的英文虽然写得很地道，但英语语音、语调却不很好。”

这是一种天赋，李赋宁从小就已显现出来。11岁时，他随家从西安迁到北京，转学到北京的小学上学。老师让他站起来朗读课文，他用陕西话，同学们纷纷举手，指出他的发音错误。他心里觉得委屈，再去学校时，整整一周不开口说话，当他再次开口时，竟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了。

许多回忆李赋宁的文章都怀念曾经有过的那个年代，中国英语学界人才济济，除了他，还有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大家，“如今，那一代英杰都逝去了”。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

“这就是绝配！”后人感叹。

英语算不上好的我，曾听过被李赋宁夸奖为“发音好”的学生王式仁的“英诗选读”课，如今内容早已记不起来，惟独记得王教授用舒缓而纯正的英式英语朗诵莎士比亚的商籁体诗，“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以及他分析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诡谲意象，脑中云里雾里，耳边却兴意盎然。

想来王教授也该到离开讲台的岁数了，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们，是否还有幸聆听纯正而怀旧的英语。不是为了运用，多数人也许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而只是为了在自己这一生中，有这么一次能感受到除母语之外另一种语言所散发出的逼人的魅力。

国人纷纷开始“疯狂英语”了，英语水平俨然已成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关键标准之一，然而老先生们也纷纷离去，还有谁在怀念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美吗？

冯友兰：两束雄文，一抹背影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哲学史家。

曾有那么一个年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此文的执笔者，“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莫属”。

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承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冯友兰的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冯友兰早年撰文，气象阔大而意义深沉，每每众望所归被推执笔重要文字。1943年，他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要求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据说，蒋当时看信后的反应竟是“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即刻表示愿意实行立宪。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表彰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与联大渊源颇深的史学大家何炳棣称此文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 窗体顶端

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然而何炳棣在对碑文大加推崇后，随即颓然抱憾：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事过30年，冯友兰作《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评价道：“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研究者称，其实冯氏的感慨，岂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历史慨叹。在他所忆那个逝去的年代里，教授们的见识和感情，少有羁绊，发诸笔端，于是成就了一篇篇雄文。

当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于是便只留下一抹颓唐的背影。及至中年以后，历经数次运动，冯友兰曾就个人历史多次写过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却都难以过关。

一天， 逻辑学家金岳霖来看望他时，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的事抱头痛哭。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其实，在中国政府平息西藏骚乱之后，西方不少媒体和组织开始一波巨大的风潮，对中国的西藏政策进行了各种批评。西藏问题也成了抵制奥运会的最新理由。这 种情况下，谈论有关西藏的一些资料，会有助于全面了解西藏的具体情况。而这些资料，常常是西方媒体注意不到，或不去报道的。

　　总体而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不少成功之处，比如强调加快各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并快速建立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中国政府同时还推行有很多在西方称为“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s）的政策，比如对少数民族在升学、在政府部门中的升职等，实施灵活性的标准，从而为少数民族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当然，中国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有很多重要的不足之处。但这种问题在世界各个多多民族的国家都很常见。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失误和不足之处，要放在较大的视野中来进行评价。

藏族家庭平均有3.8个孩子

　　许多在西方往往误解或夸大西藏（以及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权问题。举例来说，许多人相信，中央政府通过有组织的移民来改变西藏的人口结构。但实际上，国家只调动部分干部进藏工作，而进藏干部大多都只任期三年。

　 　西藏政府的主要工作人员，仍然是藏族干部。而就那些自愿到西藏工作或经商的内地人来说，有进行过实地研究的西方学者发现，他们一般几年内都返回到内地省 份。他们觉得，西藏一方面生活条件过于苛刻，第二方面生活成本太高（拉萨由于政府雇员的补助较高，加之旅游业发展迅速，而同时各种供给较稀缺，造成生活用 品、房租等的价格相对较高）。

　　此外，很多户口在西藏的汉族人（在2000年左右大约有7万多人）其实已经不在西藏生活了：他们已经搬回内地了，只是还保留着西藏的户籍，因为如果户口在西藏（尤其对政府职员来说），可以获得较高的退休金。

　　这是比居住在印度的藏族家庭的孩子数目要多。而印度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的。这说明，西藏的藏族人家庭所生的孩子数目，基本上可以像不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一样多。

藏人也要享有现代化生活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世界各地的原生文化都转型成了现代的工业社会文化，或者正处在这种转型之中。西藏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受到的现代的文化影响（也可以说是西方的文化影响），比如牛仔裤和摇滚音乐，要远远多过比汉族的文化影响。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向往或崇拜的西藏的原住民文化，但我们对这种文化的向往，不应成为剥夺西藏人民享受现代生活权力的理由。西藏的文化正在发生变化，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种变化是西藏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的结果。换句话说，它不是谁的过错。

　　同时，西方学者也有确凿的研究指出，西藏的政府积极推动西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拉萨的藏族学生要花同等的时间学习中文、藏文、英文。相反，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反而一直将英语作为唯一的工作语言，直到1994年才改为英语、藏语同时使用。

　　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藏语的教育和发展的力度，远远大于印度政府在印度的藏民地区推行藏语教育的力度：在印度的藏族聚居区拉达卡（Ladakh），学校教育使用的是俄尔度语（Urdu），而且那里藏族学生的辍学率很高。

　　西藏的文化受藏传佛教影响，基本是非暴力性的。但海外藏族社区中，有一些成分和组织，的确是激进和。正是这些组织（如藏青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策划了今年3月在拉萨等地的骚乱。

　　骚乱造成了许多汉、回群众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害，政府和警察才使用严厉措施平息了骚乱。很多人只看到了警方平息骚乱，却没有看到藏人的暴力分子制造骚乱和抢劫。一些学者在西方一些中国观察家中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人认为政府使用武力对付暴徒是合法的。

　　在中国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歧视，这是客观存在的。但造成这种歧视的，是民族间的偏见，而并非正式的政策。正式的政策是力求保护、促进少数民族的权利的。

　 　这其实也是一般多种族的国家经常出现的情况。例如在美国，正式的政策都坚持种族或民族平等，或者甚至对少数民族进行一定的倾斜。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复 杂原因，现实生活中，民族、种族歧视的也有一定的存在。在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已经在法律上被撤销，但实际生活中它还是无处不在的仍然起 作用。

　　最后一点，人人都知道，美国种族问题不是非洲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而是美国黑人与美国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之间 的矛盾。但西方不少人却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民族问题不是藏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而是藏族人和汉、回以及其他民族成员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大型的、多民族国 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一个地区与国家中其他地区之间的矛盾。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政策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釜山防御圈作战
大田陷落后，美军第24步兵师残余部队和韩军一起被迅速调至韩国东南洛东江附近的釜山，准备在那里接应联合国军增援部队，并阻止朝军对美军南翼的迂回包围。
曾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朝鲜装甲部队开始遇到更大的麻烦。有些坦克因为朝鲜半岛恶劣的路况而损坏，有些坦克则因在战斗中缺乏保养而损坏，而更多坦克则被美军埋设的反坦克地雷炸毁。截至8月上旬，第105装甲旅只剩下40辆可以使用的T-34/85坦克，除了被击毁的以外，其余均停在路边修理。7月28日，美国战斗机用凝固汽油弹和无控火箭弹袭击了毫无防备的T-34/85坦克编队，并摧毁了至少5辆T-34/85坦克。空袭迫使该旅放弃了无所顾忌的行动方式，改为在夜间行进。然而，在日后强渡洛东江时又有至少5辆T-34/85被美军战机击毁。同一天，美军将3辆在东京军械库内意外发现的M26“潘兴”式坦克应用于庆州防御战，但全部被摧毁。
在史密斯特遣队于7月初惨败后，美国陆军才匆忙将大量机械化部队运至朝鲜半岛。自二战结束后，美国陆军就成为了一支兵员和训练都严重不足的“空壳”部队，以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只有3个坦克营可立刻开赴战场。这3个营分别为第6坦克营（装备M46“巴顿”坦克）、第70坦克营（装备了M4A3E8及M26坦克）、第73坦克营（装备了M26坦克）。此外，驻日本的美国第8军还利用54辆改造过的M4A3E8“谢尔曼”式坦克组成了第8072中型坦克营（不久即被改编为第89坦克营）。7月底，该营的一支先锋连抵达韩国，并于8月2日投入战斗。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陆战旅正式组建了一支颇具威力的装甲作战单位—A坦克连，并为其配备了M26坦克及105毫米口径自行榴弹炮。8月初，以上这些装甲部队全部运抵韩国，并立刻向釜山防御圈集结。釜山防御圈是第8军在洛东江东南建立的最终防线。这道三面临敌，呈四边形的防线保护着连接大邱、马山、釜山、庆州的铁路，可以说是美第8军的生命线
   美军中第一支投入战斗的中型坦克作战单位是第89坦克营。该营下辖4个主力坦克连，除1个连装备M26坦克外，其余3个连均装备M4A3E8坦克。此外，第89坦克营还利用第79坦克营残存的M24坦克组建了一支辅助作战单位—第15坦克连。8月2日，该营下属的1个M4A3E8坦克连在马山附近遭到朝军反坦克排的伏击，8辆坦克被敌人的45毫米反坦克炮击毁。
   朝鲜第105装甲旅最终跨过难以逾越的洛东江，于1950年8月12日参加了进攻大邱的战斗。8月13日，该旅下辖的第109坦克团第2营遭到联合国军空袭，几乎全军覆没。为配合向釜山防御圈进攻的步兵部队，第105装甲旅被迫将剩余的坦克分散作战，而其战斗力也随之下降。8月15日，元气大伤的第105装甲旅终于盼来了援军—一个装备了21辆T-34/85坦克的独立坦克营。
在釜山防御圈作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首创了用坦克炮击毁T-34/85的记录。1950年8月15日，朝鲜第107坦克团的一队T-34/85坦克向倭馆附近的美军第1暂编陆战旅防区发动了进攻。冲在最前边的一辆T-34/85坦克立刻被“超级巴祖卡”击毁，冒起了熊熊烈焰。紧跟其后的几辆T-34/85随即加速扑向敌军阵地，同M26“潘兴”坦克展开殊死搏斗。大概这些朝鲜坦克手误认为M26同M24一样不堪一击，因此他们才毫无顾忌地冲了过去。一辆M26很快锁定目标，用两枚90毫米穿甲弹撕开了第一辆T-34/85的前胸。第二辆T-34/85在失去动力后遭到两辆M26的齐射，车体多处中弹，最后因车内弹药殉爆而“身首分离”。第三辆T-34/85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而朝军的最后一辆坦克则被P-51战斗机炸成了一堆废铁。美军昔日的梦魇—T-34/85坦克终于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一些M26的炮手还轻蔑地将其称为“鱼子酱罐头筒”，意为击穿T-34/85坦克的装甲板就像开罐头一样容易。
另一场坦克战则发生在大埔洞以北地区。为了缓解大邱方面的紧张局势，美国第27步兵师对驻守该地区的朝鲜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第73坦克营C连奉命对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支援。8月27日晚，山谷中的朝鲜坦克部队开始对美军进行最后的反击，而美军步兵则在M26坦克的掩护下不断推进。在持续两天的战斗中，M26坦克和步兵协同作战，共击毁了13辆T-34/85坦克及5辆SU-76M自行突击炮。
大埔洞防御战结束后，朝鲜陆军意识到，用T-34/85
同M26坦克作战几乎是白白送命，因此停止了坦克部队的一切活动。
同美军的几次交锋暴露出朝军坦克部队的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朝鲜坦克手接受的训练使他们只会对付轻型坦克和装备低劣的步兵，而遇到M26这样的庞然大物就束手无策。其次，同M26相比，朝军装备的T-34/85坦克射速慢、火力弱、防护性较差，作战时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同韩国人一样，朝鲜步兵的反坦克武器极其缺乏。英勇的朝鲜士兵被迫用“掀舱盖”（把手榴弹投入坦克炮塔内）的手段来摧毁美军坦克。这种反坦克战术的代价极大，但作用非常有限，只适合夜间或近距离作战。
1950年8月31日，朝鲜军队试图从阿古克（Agok）一带越过洛东江。 在一辆M19自行高炮、一辆M3A1半履车及两辆M26坦克的支援下，美军的一支步兵小分队同敌人展开血战。M26坦克几炮就击毁了这一段洛东江上唯一的大桥，但将近500名朝鲜士兵竟不顾一切地泅渡过洛东江，并击溃了美军步兵的抵抗。幸存的美军搭乘M19仓皇逃往第二道防线，江岸上只有那两辆M26坦克不断利用机枪火力打退朝军的进攻。不久，一辆M26因机械故障而被放弃，阵地上只剩下最后一辆坦克坚持抵抗。 最后，这辆M26因弹药告罄而被迫撤退。
         仁川登陆
到9月初为止，在釜山防御圈中作战的联合国部队已成功的击退了朝军若干次围攻。经过1个月的激战，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还剩下近400辆各型坦克，而美国人的老对手—朝鲜第105装甲旅仅有40辆T-34/85可供使用。但美国人清醒的认识到，如果不彻底摆脱朝鲜人的包围，他们终将被赶下大海。于是，在麦克阿瑟的策划下，朝鲜战争中最出色的作战计划—“铬铁行动”计划出炉了。“铬铁行动”即仁川登陆行动，从发起到整个行动的实施都是一次典型的麦克阿瑟式的作战行动。联合国军将在朝鲜人最难预料的地点打击朝军，切断朝军的补给线并使其腹背受敌。“这次大胆的1/5000成功率的冒险，使我们在朝鲜的部队恢复了主动，没有被敌人赶人大海。”（李奇微）
麦克阿瑟宠爱的第10军承担了在仁川登陆的重任，由海军陆战队第1坦克营提供支援的第1陆战师则被定为登陆先遣部队。9月15日，“烙铁行动”正式开始。猛烈的炮火轰击过后，在舰载机的掩护下，第1陆战师的士兵开始换乘小型登陆艇实施抢滩登陆。由于海滩上的淤泥深可过膝，登陆部队被迫搭载LVT-3两栖装甲车进行战斗，但这些LVT-3很快成为了朝鲜守军的活靶子。与此同时，陆战队第1坦克营的M26坦克怒吼着冲上了滩头。当美军坦克步步进逼时，朝军防卫部队只有1辆BA-64装甲汽车在滩头阻击。很快，这辆BA-64就被M26坦克击中，变成一堆熊熊燃烧的金属垃圾。
当美军先遣部队登陆时，朝鲜人民军只有毫无战斗经验的第42机械化师（配有18辆T-34/85坦克）驻扎在仁川附近的汉城地区。但不久，训练有素的朝鲜陆军第43坦克团就被紧急调至仁川。此前，第42机械化营的9辆T-34/85坦克已在15日下午抵达美军登陆地带进行阻击。激战中，3辆T-34/85被“海盗”式攻击机摧毁，另外6辆坦克中至少有4辆被M26坦克击毁。翌日，在陆战队第1坦克营的配合下，美第5陆战团向金浦机场进发。途中，6辆T-34/85坦克向美军发起攻击，立刻招致美军M26坦克及各种反坦克武器的密集火力还击。经过短暂的激战，6辆T-34/85均被击毁，乘员全部牺牲，而美军无一伤亡。午前，第5陆战团顺利夺取了金浦机场。
   然而，重新夺占汉城的战斗还是异常艰苦。顽强抵抗的朝鲜军队在汉城的主要街道上设置了大量路障以阻止美军前进，但M26坦克却轰鸣着冲破朝军的防御工事，无情地碾过朝鲜反坦克手和他的武器。陆战队士兵们则在M26坦克的支援下冒着敌人的机枪、反坦克炮和狙击手火力进行逐街逐屋的战斗。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28日，直到最后一个朝鲜士兵从熊熊燃烧的掩体中撤退、全城到处硝烟弥漫为止。
    在仁川登陆战中，美军共摧毁了至少56辆T-34/85坦克，其中有30辆隶属于朝鲜第42机械化营和第43坦克团。换句话说，这两支装甲部队已经全军覆没了。
          冲出釜山防御圈
当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在仁川登陆之时，第8军也在精心准备着从釜山防御圈中突围的行动。此前，防御圈外的朝鲜军队已调来第16、第17装甲团以补充实力。原来的铁甲先锋，第105装甲旅则因损失惨重而遭撤换，被派去守卫各交通要道。9月1日，朝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希望能一举消灭第8军。但是，在这场两败俱伤的战斗结束后，朝鲜指挥官才发现美国人并没有被赶下大海。
    第8军司令沃克中将曾在二战中与巴顿将军共事，深知装甲作战的重要性。他决定派一支机动部队做突围的先锋，以便为大部队打开突破口。按照沃克的计划，第8军将在突围成功后继续北上，与南下的第10军形成一个逐渐收紧的“口袋”，最终将朝鲜军队全部扼杀在这个“口袋”中。沃克从第7骑兵团中选择了一个营，并从第70坦克营C连抽调了7辆M4A3E8坦克作为其支援火力，这支先锋部队被称为“林奇特遣队”。9月21日晚，“林奇特遣队”出发，其任务是突破朝军的防御阵地并夺取大埔洞以北35英里处的洛东里渡口。行进中，“林奇特遣队”的坦克、卡车、炮车分别交错沿道路两侧行驶，以便及时发现两侧的情况，并可避免前车被击毁而妨碍后车机动的情况。在洛松洞附近，“林奇特遣队”遭到朝军撤退部队的伏击，两辆充当前导车的M4A3E8坦克当即被76毫米炮击毁。美军立刻组织还击，摧毁了一辆运送军火的朝鲜列车，并俘获4辆完好的T-34/85坦克。之后，这支部队迅速向北推进，击溃了驻守洛东里渡口的朝军，顺利夺取了渡口。此后，“林奇特遣队”一直向西北方推进，而第8军其他部队则继续跟在“林奇特遣队”后面进行突围。9月26日午夜，“林奇特遣队”下辖的坦克3排同隶属第10军的第73坦克营在水原会合。后半夜，该坦克排遭到大约10辆T-34/85坦克的袭击，两辆“谢尔曼”坦克当即被击中，燃起大火。紧跟其后的坦克2排立刻冲了过来，与T-34/85混战在一起。美军一辆105毫米自行榴弹炮在10码的距离内击毁了4辆T-34/85坦克，此前，这些坦克已击毁美军15辆 “威利斯”吉普及道奇卡车。不久，另外6辆T-34/85坦克也分别被“超级巴祖卡”火箭筒和M4A3E8坦克击毁。这次战斗成为战争爆发后最激烈的坦克战之一。9月27日，向北突击的第8军第1骑兵师在水原附近与向南挺进的美第7师的先头分队会合，“口袋”终于被扎了起来。这时，朝鲜人民军开始土崩瓦解，数万人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了由第8军和第10军临时建立起来的战俘营。
仁川登陆后，美军坦克手和一些装甲战专家对战争爆发后的坦克战进行了分析。按照美国人的观点，T-34/85坦克的总体性能要劣于美军装备的同级坦克（如M4A3E8）。T-34/85不能迅速击毁美国的M26坦克，而M26却能一炮将其摧毁。此外，据战场实地调查，约有75%的T-34/85乘员在座车被击中起火后立刻丧生，而美国中型坦克乘员的战场死亡率只有18%。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
1950年10月初，在联合国军强劲的攻势下，朝鲜人民军被迫从朝鲜东、西海岸全面撤退。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联合国军于10月2（8？）日大规模越过了三八线，并向中朝边境上的鸭绿江步步进逼。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政府于10月上旬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10月19日，由彭德怀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辖4个军和3个炮兵团）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其中，第38、39、40军挺进朝鲜西海岸抗击美第8军的攻势，第42军负责阻击长津水库附近的韩国军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当时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都是解放军中的精锐力量，但士兵们的装备极其恶劣。大部分轻武器都是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制武器，许多人甚至只配有手榴弹。而在1951年3月之前，志愿军步兵只能从残存的朝鲜装甲部队那里得到微弱坦克火力支援。在志愿军参战之前，斯大林曾向毛泽东许诺，苏联将援助中国1个机械化师和至少2个坦克师的坦克装甲车辆。但直到战争爆发，斯大林也没履行诺言，只给了中国10个坦克团的装备。这些装甲车辆包括200辆新型JS-4（JS即“斯大林”之意）重型坦克，若干JS-2M重型坦克及T-34/85中型坦克。1950年底，志愿军又获得了若干JSU-152、JSU-122重型自行火炮，并以此组成了步兵师属自行火炮团
11月1日下午5时，志愿军39军第115、第116师在云山附近突然用120毫米迫击炮和车载132毫米“卡秋莎”火箭炮对防守云山北部的美第1骑兵师第8团和韩军第1步兵师第12团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黄昏以后集结了力量，尔后逐步由东向西展开。夜幕降临前，志愿军已经包围了云山，并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将敌人包围。至午夜时分，韩军第12团被全歼，美第8骑兵团仍在顽强抵抗。尽管有第70坦克营B连提供火力支援，但美军还是损失惨重，共有10辆M26坦克、3辆M4A3E8坦克、1辆M32A1装甲抢修车，以及近1个营的兵力被志愿军消灭。11月2日下午，美第6坦克营A连与7辆朝鲜T-34/85坦克狭路相逢，并将其全歼。此后，美军在坦克战中再也没有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
11月24日，美韩军队在全线发起了“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势。翌日黄昏，当西线敌人都被引诱到清川江以北预定地区时，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发起第二次战役。天黑不久，志愿军穿插进美第8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军的右翼—韩国第2军发起了攻击。美韩军队全线崩溃，自相践踏。为美军第2、第25步兵师提供支援的第72、第89坦克营在战斗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乌山东南，第89坦克营遭到了志愿军猛烈的炮火攻击。数辆M4A3E8坦克被装备简陋的中国士兵用反坦克手榴弹和炸药包炸毁，另有4辆坦克被60毫米反坦克炮击毁，其余均冲出包围，向南逃窜。而第72坦克营在战斗开始后就慌忙撤退，只留下几辆被炸得东倒西歪的M26坦克。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发起了第三次战役，一举突破临津江及其以东至吉香山间的美军阵地。在志愿军凌厉的攻势下，美第8军被迫撤到汉江一带，并再次失去汉城。由于志愿军并未继续追击，第8军得以在汉江以南建立了稳固的防线。至1951年7月中旬，第8军已拥有670辆坦克，其中包括45辆英国的“逊丘伦”MK3及“丘吉尔”MK6坦克 （分属英国第8轻骑兵团和英国皇家第7坦克团）。美国坦克则有64辆M24坦克、317辆M4A3E8坦克及其变型车、50辆M26/M26A1坦克及97辆M46坦克。
1951年3月31日，志愿军第一批坦克部队（第1坦克团）入朝参战，共装备了30辆T-34/85中型坦克、6辆JS-2重型坦克以及4辆JSU-122重型自行火炮。6月30日，该团向美军阵地发射了入朝以来第一枚炮弹，并发明了坦克炮间接射击法。
1951年9月29日，联合国军发动秋季攻势。美军首次采用了“坦克劈入”的战术。每次作战时，美军以20至40辆M4A3E8坦克或M46坦克组成一个集群，在大批战斗机的掩护和步兵、工兵支援下，对中朝联军阵地进行密集火力轰击，并沿山路迂回，分割中朝军队阵地，大量步兵随后出击。但在秋季攻势结束后，“坦克劈入战”并未奏效。联合国军在伤亡79000多人的代价，仅在金城方向推进几公里。
11月5日，为配合第573步兵团攻占马良山制高点，志愿军第1坦克团用8辆T-34/85及JS-2坦克向英军第1师阵地发动攻击。当日晚7时，在损失1个营后，英军被迫放弃马良山阵地。而志愿军坦克分队仅轻伤1人，坦克无一损毁。11月8日，第1坦克团310号车偷袭美军火炮阵地，以15枚穿甲弹、24枚榴弹击毁3辆M4A3E8坦克，并安全撤退。
1953年夏，为配合停战谈判，使中朝军队在停战后仍能控制有利地域，志愿军第4坦克团奉命配合第23军向石岘洞北山的美第7师第17团发动攻击。7月6日晚9时，6辆T-34/85对石岘洞北山进行破坏射击。之后，T-34/85坦克以密集的火力压制、消灭了美军残存火力点，步兵则迅速扑向美军阵地。20分钟内，战斗结束，志愿军顺利攻占了石岘山北洞。此后，从7月7日至17日，美军接连反扑，对石岘山北洞发起数次猛烈的攻势，志愿军步兵则在坦克的掩护下不断打退美军的进攻。7月15日和17日，4辆 T-34/85先后进入美军阵地战斗，击毁敌人5辆中型坦克。7月18日，战斗全部结束。在这次持续了12天的战斗中，第4坦克团的T-34/85坦克共出击11次，击毁、击伤美军 M26、M46等坦克18辆、摧毁火炮11门，并杀伤大批美军步兵。
   7月19日，板门店双方谈判代表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第4坦克团在7月17日的战斗成为朝鲜战争中最后一场坦克战

　　《爱国有理，狂热无罪》一文，对此的表述是，“杜克大学的王千源，因在西藏问题上持有异议，被央视网站选为‘最丑陋的留学生’，家人在中国的居所被泼粪刷漆，兼以‘杀死全家’的恐吓令，不得不仓皇藏匿。”《网络乌托邦时代来临了吗》一文，对此的表述是，“中国一名女留学生最近在美国校园里尝试调解反对和声援藏独的两派人马，结果因事迹在互联网上迅速传开，而遭中国网民铺天盖地的围剿。”

　　根据当时的报道，以及事后王千源接受采访时的说法，她强调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持异议。但是，她自己承认、在场的人也都看到了，她在藏独支持者一方的后背上，亲手写下了FREE TIBET。

　　这不是言论，也不是不同看法，而是一种很有后果的行为。当“两派人马”对峙的时候，书写其中一方的口号，谁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中立的调解者，而只能被认为是一方的参与者。设想一下，如果几十年前，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前线对峙的时候，你帮助日本人运送枪弹，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在双方之间担任一个和平信使。

　　王千源刚刚进入美国一所大学，按照惯例，她不可能加入美国籍，也不会持有美国绿卡，她现在只能是中国公民。她用这种行为支持了分裂祖国的一种势力，那么，她受到中国公民（其中一部分上网者）的普遍蔑视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在表达蔑视的过程中，我想谁也不是圣贤，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当然不好，但是，对立的那一方，我看更是相当过激的。奥运会是世界性的，只不过这次是北京举办罢了，在奥运会火炬传递时捣乱，难道不是过激？为了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干扰世界性的一项活动，难道是很理智的行为吗？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应当对此投以更大的蔑视和批判，才合乎情理。

谁更激烈，谁应受谴责？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对两个女性的不同判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一个女性叫金碧辉（又名川岛芳子），她担任日本支配下一支伪军的司令，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受到中国法院的追究。她试图证明，自己是日本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其实她的母亲也是日本人），算是日本籍了，那么，在战争中站在日本方面，就不算是叛国罪；但法院审理，认定她就是中国清朝某亲王的女儿，于是，她就被定罪处死了。

　　而日本的一个播音员起了个汉名叫李香兰，日本方面有意让人们以为她是中国人，那么，她播送动摇中国军心的广播，演唱意在瓦解中国军心的歌曲，就更有杀伤力了。在审判的时候，她凭着一张在日本的出生证，证明了自己就是日本人，日本人为日本政府服务，责任由日本政府负担，她就无罪释放，后来她竞选当上议员，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多次来中国访问。

　　当然，我不是说，要对王千源定什么罪。但是，她的行为，确实是中国人不能原谅的，最起码也是一个很幼稚的无心之失。这是不应该得到肯定的。

　　我看到杜平先生的文章《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我猜测杜平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并没有、也不可能控制住中国的网民，网民的表达是他们自发的表达。文中说，“归根结底，所谓网民就是人民。中国与西方媒体和达赖之间的对抗，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反守为攻，最大的功劳不在官方和官方媒体，而在于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他们自愿、自发和自由的言论，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盾。”

　　从不受控制、自由表达的几千万或者更多数量的网民中，找出几个极端的例子是很容易的。但这不能说明，作为整体的中国网民即中国人民，都那么偏激。我们既然都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权、更多的民主，更多的信息获知渠道和表达渠道，那么，当网民自由表达声音的时候，却又苛求他们必须循规蹈矩，毫不过线，恐怕就太难为人了。我想，一个中国的网民，当他确认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对王千源表示赞赏的。

·作者是资深新闻工作者

　　快要五一了。

　　去年的五一，中国人还享受着黄金周的拥挤，所有超市人满为患。

　　今年的五一，门口还挂着三色法国旗的家乐福，很可能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痛并快乐着”。

　　在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被狠狠打了好几巴掌”（法国报纸得意洋洋云）的中国人，愤怒了。

　　从红火经济血脉滋养的强大国力肌体中刚刚找到自信的中国人，从民间开始自觉自发，挑选着适合的反击目标。

　　群众运动要成功，必须口号简单，目标明确。

　　这次在圣火传递过程中对中国最不友善的法国人，在华最广为人知的投资项目，自然成为了首选目标。让家乐福的法国大股东从中国挣钱，然后用这个钱捐给流亡的藏/人，在中国人感到最光荣的时刻往中国人脸上摔耳光，是一个能轻易让人明白的吊诡。

　　家乐福成功地在中国做了一堆宣传，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法国卖场品牌。现在，恐怕家乐福的公关部里头，已经贴上了“做人要低调”的警示牌。

　　抵制家喻户晓的家乐福，对消费人来说，无非是换个超市，生活也不太受影响；对中国国产品牌来说，在其他超市照卖，问题也不大。

　　这个抵制行动能在让中国人的愤怒在媒体上得到伸张表达，比起抵制空客、快铁、法国香水、名牌皮包等等，打击面小，简单易行，效益成本比高。

　　恭喜家乐福在抵制活动的精确轰炸目标中雀屏中选。

　　宫本武藏在决战之前的常请对手对于命运“觉悟吧！”。我们也把这句话送给家乐福。

　　如果说家乐福是个不情不愿的靶子，那最近被带上汉奸帽而爆红的王千源小姐，就是一个偶然情况下主动站出来的靶子。

　　她的事情，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死有余辜，有人说她情有可原。但她确实是一个主动站在汹涌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潮的对面，觉得自己很“牛”的靶子。

　　她的名言是：香港可以有自己的旗帜，西/藏为什么不能有雪/山/狮/子旗？

　　一言惹翻拿着、画着、挥舞着五星红旗的人们。一时间，人肉搜索引擎启动，她的过去、现在、家庭、母校等等全被翻了出来。

　　（突然想到，星爷的《白面包青天》中有这样一段：方唐镜在黄线内外跳进跳出，对星爷和达叔（此达叔非彼达叔）叫到“来打我呀，来打我呀！”星爷和达叔干脆上去，饱以老拳，回头一句“是你让我们打的哦，这样的要求还是第一次见！”，爆笑中！）

　　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抵制和反抵制、“汉奸非汉奸”的讨论乃至谩骂中，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于正反黑白的思辨，网络上的声音越来越多元化，绝非媒体简单的报道所能一言以蔽之。

　　在网络上民族主义澎湃的浪潮中，我看到支持抵制家乐福和抨击的王千源人，有着自己的思考和逻辑，而反对抵制和同情王千源的人，也有自己的执着和认知。

　　有点讽刺的是，最近爆红的王千源所说的一句话，很好地为这次中国人在网络上的抵制和反抵制中的各类言论做了最佳的注脚。

　　她说：“I am a Chinese, Being a Chinese doesn't mean I can't think for myself. I have my own judgment! ”（我是中国人，可身为中国人不代表我不能自主思考。我有我的判断。）

　　把王千源以自身出发的话扩展一下，现在万亿的中国网民，都有着相信“身为中国人不代表我不能自主思考”，也都对“我有我的判断”充满了信心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思考空间。

　　这一场大辩论中，一方崇尚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光环，另一方则带着传统“大我”的集体意识，高举的是民族和集体主义的旗帜。

　　这场风暴，从青/藏/高原的动乱起，到中国人的爱国运动为止，中间出场的名单一长串。

　　长期和西方打得火热俨然以东方学权威自居的老精神权威；和他手下越来越不服管的少壮派；作为催化剂的对黄色人种深深歧视还假装绅士的西方传媒大嘴；被国际上期待遏制中国势力用来做枪手的300元一次专业示威人；在海外突然发现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突然发现自己跑到政治的风口浪尖的超市；为了进哈佛三十年后成为美国华裔女政客莫名其妙出来抢镜头的小姑娘；以身护火的最美丽的体障女运动员等等等等。

　　在这样眼花缭乱的登场下画的交替中，我们听见了在中国的人声鼎沸中传来的悄悄的历史脚步声。

　　国家和个人一样，都必须从一些看来的坏事中获得反思的益处。

　　正如甲午海战的惨败，带来了中国人对维新的期待一样，这奥运圣火上的风波，让更多的中国人切身体会到了躲藏在自由和人权面具后面的西方世界对黄色人种根深蒂固的歧视，他们对一个曾经辉煌于人类历史又屈服于他们膝下的种族崛起所蕴含的强烈不信任感。

　　而中国人也将一如既往，把从鸦片战争后就不断进行的“是否要抵制洋货”的争论进行下去，只是争论的场所，从印刷粗糙的纸上，转移到了一个个光鲜的电脑屏幕里。只是，中国人的思辨，将在不断的辩论中，更加多元也更有个性的光芒。

　　历史，总会用它莫名的创意，不断为中国人的论争竖立无数的靶子。打它，它就会成为岳王庙里长跪不起的生铁铸像；扶它，它就会成为光照后世神台上的道德榜样。

　　可是，要成为历史的靶子，先决条件是--皮厚耐痛。

《联合早报网》

   在众人心目中，毛主席被骂，那还了得！然而事实上，毛主席确实被骂过，而且传到毛主席那里，天也没有塌，地也没有陷；毛主席妥善加以处理，还起到了“兼听则明”、“闻过则喜”和“言者无罪”的示范作用。

　　延安时期，第一个大骂毛泽东的人，是张国焘的忠实部下许世友。他不但骂，还扬言要带枪去见毛泽东，“毙了他！”引起群愤，群起而攻之，缴了许世友的枪，把他关押起来，剥夺了他的自由。此事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命令放了许世友，还了他的枪，发给他子弹，让他携枪来见自己。

相见之后，毛主席了解了许世友骂他恨他的思想动机和由来，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情感，非但没有治许世友的罪，还交成了知心朋友。毛主席此举，让许世友佩服得五体投地，倍感毛主席的伟大，一生忠于毛主席，至死不渝。

　　第二个骂毛主席的人是一个农家妇女。一个夏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这妇女就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接着又骂共产党。基 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消息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立即约见这位妇女。问她为什么骂他，咒他死？还骂共产党？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 由。原来是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主席得悉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她，还百般安慰，肯定她意 见提得好。临行，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这位农妇，以解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 生，丰衣足食。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为人，光明磊落，宽大为怀，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从不乱用个人权威，视百姓为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骂是一种情绪的流露，一种情感的爆发，恨极则骂，怒极则骂，有了意见无处发泄则骂……骂的背后必然有其原因，需要去了解这原因。毛泽东正是这么 做的。他了解了原因，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服人，而不以权压人；同时认真地解决主观和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把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办好，取信于 民。讲起这些道理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做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而今的一些领导干部连不同意见都听不得，何况骂！只要“你敢骂老子，老子就整死你！” 不是发生过多起百姓骂了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派出所长，而被关进监狱的事件吗？未知这些领导干部在毛泽东主席面前感不感到耻辱！

　　但愿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够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出发点，把毛主席亲民爱民的作风学到手，传下去。则人民幸甚！

　　红原是紧邻诺尔盖的又-片大草原，其地势平坦，平均海拔3600米，除一般草原风光外，其主要拍摄点有，瓦切经幡、月亮湾草原等。瓦切经幡群位于红原县瓦切乡，此地是一丁字路口，北距黄河第一湾60公里，南距红原县城40公里，往东150公里可去松潘县的川主寺。经幡是藏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图腾，它是在布、麻织品上书写经文，然后将其插在山巅、路口、河边等地，其意义为用自然之力来诵经，以保平安吉祥。经幡在藏区的插法各地也不尽相同，红原瓦切的经幡是围成-顶园帐蓬似的，而且瓦切经幡群面积之大也为藏区所少见。拍瓦切经幡应钻到经幡中间，用超广角仰拍，曝光以暗部的经幡为准，采用慢速度，最好等有风吹动经幡时再按动快门。在经幡群旁边还有一片白塔，常有藏胞在此转塔，还可拍摄转塔的人物。红原的另一重要拍摄点是月亮湾草原，此地距红原县城仅2公里，因草原上的河流弯曲像弯月,故名“月亮湾”。拍月亮湾主要在清晨和傍晚，夏、秋季应在早6.00-6.30前赶到此拍摄草原上的第一道阳光。傍晚，弯曲的河流在逆光下象一条金色的带子，8.00的以后太阳完全落下,此时彩云满天,河水被映得金红，画面气氛非常好。另外在红原往成都方向150公里处的刷金寺每年七月可拍金黄的油菜花，此处的油菜花虽没有西藏、青海的那种宽广和大气，但在周围原始森林的衬托下更有一番韵味。

　　草原最美的季节当属百花开放、万紫千红之时。川西草原的花期-般在6月底至8月初，红原草原花期在6月底至7月中旬，而诺尔盖草原在7月中旬至8月初。另外，近年来红原县不定期地在7月中旬举办“牦牛节”，此时也是拍摄藏民俗风情的好时机。 来源:碧海银沙综合

郑永年

　　海内外藏独力量以及西方各种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利用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利用“人权”话语，向中国发起持续的挑战。这些力量的行为越来越激进 化，各种形式的暴力伴随着本来应当象征和平的奥运会火炬传递。无疑，不仅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奥运精神，都受到非常负面的影响。可是，最终受害最深的当是 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利益和多数西藏人的利益。无论是达赖本人还是被中国方面称为“达赖集团”的西藏流亡政府表面上在为西藏争取利益，一些政治人物也的确可 以获取不小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这些做法在大大损害西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使用暴力，不管是想要挟中国，还是挑战中国，都会使得问题复杂化。一方的暴力 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暴力。如果挑战方使用暴力破坏现成法律秩序，政府为了维持法律秩序也经常会诉诸于暴力。这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如此。

藏独变成西方反华工具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和以往历次西藏事件那样，这次藏独力量的公开挑战也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也就是说，藏独运动并非仅仅由海外西藏人或者达赖集团独立所 驱使和发动。西藏问题早已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制约中国的一个有效手段。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一直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企图。西藏独立的话语与其说是西 藏独立力量的使然，倒不如说是西方反华力量的“力作”。没有西方长期支持海外藏独力量，藏独运动也不致于激进化到今天的程度。用西藏制约中国的企图近年来 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显然。人们不难看到，很多非西藏人参与到藏独运动。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来说，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藏独运动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其最终 的目的，而是这个运动能否长期持续下去，能否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藏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和西方 反华力量之间的关系了。藏独运动，不管其用什么话语来论证其合理性，就其本质来说，变成了西方反华力量的一种工具。也正因为这样，西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 往往消失在这一过程之中。

　　达赖喇嘛本人似乎处于一个困境之中。一方面，他处于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海外西藏人和西方支持力量中间，另一方面 他要面对中央政府。达赖与所谓的“达赖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人们对达赖本人的真实意图当然可以有很多猜想，但其至少在公开的话语层面显得比 较温和。多年来达赖提倡“中间路线”赢得了不少西方民众的尊敬和接受。但从行为层面看，达赖的“中间路线”并没有对达赖集团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条“中间路 线”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既没有为中央政府所接受，也没有减少藏独运动的激进化程度。海外藏独运动的激进化正在变得不可避免。海外西藏人对西藏的发展毫无了 解，他们有关西藏的信息都是从西方媒体中获得。西方极端的藏独话语和带有政治意图的支持更助长了藏独运动的激进性。

暴力行为不会促使中央政府让步

　 　“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政治力量宣称藏人的“反抗”和“抵制”针对的是中国的领导层，而非普通中国人。这种说法当然和吻合达赖的“中间路线”。达赖本人 也在一定程度上诉求于普通中国老百姓。但是，达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并不确切。维持国家的统一和西方所说的“共产主义”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和中国人民的民 族主义情感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只能代表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海内外，中国人民自发地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就是最好的例证。

　　正是人民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高度认同，近代以来，西藏在中国国家最弱的时候都没有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说，自 从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后，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容许其分离出去。现在，中国是个崛起中的大国，是近代以来最强盛的时期，更没有任何理由让西藏从中国分离出 去。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错误的算计下的非理性的暴力行为的结果会怎样呢？尽管“达赖集团”中少数经营政治的人物会获得一些利益，但如 上所说，受损害最大的是西藏民族。首先，这样做无疑会制造出的新的民族矛盾来。其次，达赖和中央政府之间本来互相信任就很少，甚至不存在，这种以暴力方式 出现的互动只会加深双方间的误解甚至敌视。如果有人认为暴力行为会促成中央政府对达赖的让步，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三，藏独运动也会在中国的西藏人和海外西 藏人之间的制造矛盾。在西藏制造事端的毕竟是少数受海外藏独运动影响和西方势力支持的西藏人，包括喇嘛。西藏的大多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层并不想看到藏独运动 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和其它民族的关系。其次，如果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不能解决西藏问题，那么一旦前者过世，西藏民族的 大分裂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届时或许会面临一些西藏人的更为暴力的行动，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西藏民族。

达赖须思考

如何去“西方化”和“激进化”

　　毋庸置疑，藏独运动中获得利益最多的是西方一些反华势力。达赖喇嘛出走西藏，本来就和西方有关。从那时到现在，西方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利用西藏问题来对付中国，但在实际层面又为西藏民族做了多少积极的事情？

　 　达赖喇嘛如果要考量西藏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中央政府的对话不可避免。西藏问题必须在两者之间的对话中建立共识，才能得到基本解决。如果要对话，就不能在 完全自治的名义下的提出毫无限制的要求。现在达赖方面提出的诸多条件就等于要恢复旧西藏皇朝。实际上，正如中国本身不可能回到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朝帝国时 代，西藏也不可能回到西藏皇朝时代。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个既成的事实。

　　西藏和汉民族已经相处多个世纪。西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和汉民族 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密不可分。无论是达赖还是其它西藏人对此应当是有认识的。作为西方的一种工具，藏独只会损害西藏民族的利益。要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 嘛既要“去西方化”，又要“去激进化”。但这正是达赖的困境，因为达赖很多年来是想要通过“西方化”和“激进化”迫使中央政府的妥协。而对“西方化”和 “激进化”的诉求只会导致达赖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负面互动。如何去“西方化”和“激进化”？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领袖，达赖也必 须直面和思考这个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