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性

常人难入帝道之门者，主因在于难以识人性。常人若十二周岁前未入帝道之门，其后再学则难成。政法皆丧天下已乱久矣，常人生于世间多需伪饰，人越大越伪，常人多失一睹人性之机，缺乏初步理解应用“帝道”之环境，即小用后多不可从表面看到结果，于是不能理解和入门，更无法深入。反者，道之用，守道而见非者，乃对方用道伪，欲取悦于主也，主若因此不守道则得人之言而失人之心，行之则失人之言而得人之心。例，某甲为其友丙办成某事，论道当赏，赏之，甲则曰，行此，义之所在，行赏乃看瞧不起朋友，若因而不赏，则得丙之言而失其心矣，下次有事则甲虚言至而实不行矣；赏之，则口非之而心是之，甲必以丙为可交可辅之人。故得道者需守道而行，不为虚言假象所惑。

人性乃一切人生而俱来，不学而成，没身不变之特性。人性趋利避害（自己之利害），唯利是从，如水避高就下，唯引力是从。人首先思己眼前之利害，次虑己长远之利害，再次虑儿女之利害，再次至孙辈，再及父母兄弟，再及亲戚朋友，再及乡邻…最后及天下人，遵循由近及远，由大到小之规律。当前之利害未决，则不及思长远之利害，己身之利害未决，则不及虑天下之事。

己与他人利害相比，己为泰山，他人为鸿毛，除己身之外，其他所有人之利害皆处于同一层次之上，之所以先儿女，后孙，后父母兄弟，后亲朋…，直至天下人，此乃由同己身利害关联程度深浅而定，而非本性。人关心家狗之温饱，而不关心己兄弟之饥寒，非远兄弟而亲狗，利害使之然也，狗为己之私财，而兄弟乃他人也。天道无亲，人除自身外，同一切人之关系均处同一层级之上，亲疏由后天利害关系而定。利害相悖，则瞬间而反目，利害相同，则瞬间而为友。

性本能也，可饰而不可变，非此者，伪饰所生之虚言假象也，如海市蜃楼，可观而不可恃，恃之必败。

夫妻，几乎不存在互相爱慕，一方爱慕另一方，乃因对方遗传素质优于己，反之则不成立。即使真爱慕一方，其情仅存两三年。母与女，女初生时，仅相当于其母一指，女五六岁时，关系渐衰，当女过十二三岁，其相互关系已与常人无异，所剩唯利害关系矣。父与儿，哺乳动物初期时，雌雄同哺，本与母女同，但其后在自私路上进化，父不哺已久，绝大多数丧失关爱之性，儿仅相当于其父之一指尖，关系几乎与常人无异，至儿两三岁时即衰退殆尽。儿女更无关爱赡养父母之性。父母儿女之间除去上述特殊时期，大部分时间均为利害关系。其它一切人之间均为利害关系。此乃生物长期进化之结果，只有将所有个体间之关系降到平等地位进行竞争，才最利于整个物种进化。

人只为利害而动，趋利避害，不会为名动，之所以看似有人为名而动，其实乃名后有利，假若名利脱节，名后无实利，则天下无一人为虚名而动。为虚名而佯动者，伪也，非真动，骗上司而已。上司骗手下，用虚名想使人徒劳，手下则骗上司，阳奉而阴违，此乃尔虞我诈，虚言假象而已。

当利害分明，即做某事有大利而无一害（或反之），则天下人对其反应必同；当利害混杂，做某事利害参半时，人会反复衡量，最终反应不同，取舍参半。当有两件事同时可供选择，其一立有小利，其二当下无利，而多年后乃有大利，人亦会反复衡量，取舍参半。若有一事，行之十之八九有小害，十有一二有大利，人亦需反复衡量，最终取舍不同。天下人对天下事反应多有不同，非其趋利避害之性不同，而因其衡量利害之水平不同，另一主因乃天下乱，利害不明之事多有。

人性生而具来，如万有引力，永世不可变，纵有变者，其逆天背道，不可存一时一日，故凡活人者，其性必同。欲变人性，犹欲变水避高就低之性，必劳而无功。人性无善恶，善恶乃人以毁誉分之，有言而无实也。分人性为善恶犹分水为善水、恶水，谓之善水会主动灌溉，恶水会主动淹田，其谬甚矣。以培养性善之人为己任，此乃腐儒骗人君，不劳而坐享富贵之把戏，实乃同培养性善之水，见其成效者，皆虚言假象、海市蜃楼之类也。

感情，由拖欠他人利害（赏罚）而生，做到赏罚必速后即无情矣，犹如入市购物，货款两清之后，买卖双方均无情也。

帝道之目的乃使天下事必利害分明，一目了然，使人不需劳神思虑亦不会出错。而诈道、臣道乃使天下事利害不明，设法使人走错路，而从中牟利。只要时间足够长，人总会算清利害得失，一旦发现受骗，不仅会避免再受骗，还会寻机报复，所以说“诈道”、“臣道”为人相残之路。

                            第五章  管理之手段

人趋利避害，唯利害方可使人产生实际行动，唯赏罚方可产生实际利害，故管理之手段为赏、罚，又称二柄。

人喜荣厌辱，喜美名厌恶名，用毁誉看似亦能使人产生行动，此为假象也。毁誉后多有不确定之利害与其相应，其实人所应者利害也，若毁誉荣辱与利害相脱，则天下无一人应之矣。毁誉有不定之利害与之相应，人亦以最小代价应之，即表面顺其毁誉而实不动，亦仅以虚言应之，即尔虞我诈也，若追其行则以他言拖之矣；若用之者大权在握，行赏罚易如毁誉且行之无度，则亦有人数实应之以图其赏罚也，然非其左右者，其赏罚难获也（偶应者则不可得其赏罚），故以实应之者，权者左右也，常人应之者必虚言也。管理者需设置明确之利害，使天下人一目了然，故毁誉非管理之手段。当某人掌控他人所劳之财时，本性不会珍惜，用其易如毁誉，只需哄此人高兴，其易忘形将他人之财如毁誉般用出，控他人之财多者乃国君也。不断用毁誉使国君喜怒而失神，即可不劳而获，故毁誉乃盗取国君赏罚之手段，诈道常用也。

     凡高级群居动物均会对利害荣辱做出反应，其趋利避害之速度快于低级动物（低级动物只对利害做出反应）。毁誉乃生荣辱之手段，其与不确定之利害相应，若应之，最终所得利害有无、大小、远近均不定。若知某人之毁誉终无利害相应，则天下无一人应其毁誉矣。对劳力之人而言，利害之与荣辱，乃泰山之与鸿毛，毁誉撼不动任何利害。想用毁誉换取百姓之功罪，犹欲用口吹气而欲江河倒流，必不可也。立功需付出实际劳动，以艰辛劳动换美誉，犹以泰山之重换鸿毛之轻，天下无一人为也。若管理者有势位，赏罚所出不明，百姓为避害，会对其毁誉做出反应，即阳顺应其意，此即毁誉看似有用之因。但仅此而已，只是做样子，实乃纹丝不动，若在领导面前不得已付出实力，事后必以怠工等办法弥补损失，故使用毁誉终无丝毫实利。

     对预先已定之利害变化，人不会劳心思虑，但对不确定之利害变化，会反复考虑，思虑过多，天下总有人出错，做出不可预知之事。若管理者有巨大势位，其毁誉会对近习部下产生不确定之利害关系。若誉，则手下将思虑终得何赏。因事先未定，故最终所得与手下所想定不同，如此则在上下之间产生不确定之利害关系，只要未定，必生争夺之势，在上者想少给，在下者想多得，如此则不能善后，终必有一方不满。若毁，则手下将惶恐终日，思虑终得何罚，及如何避之减之，因其不确定，故思虑过多之人常有，久之总有人出错，若此人亦拥有一定势位，有时会铤而走险，做出犯上之事，若无势位，则可畏惧而自杀。若管理者对近习手下常用毁誉，久必危其身，只要一人将不满化为行动，则失远大于得。

故管理者可用之手段，唯赏罚（刑赏）而已。以毁誉代（乱）赏罚者，小智也，大智之贼、乱亡之本也。

                  第六章  赏罚7原理21规律

                                          第一节  简表

赏罚原理有七条，对应规律有二十一条，地位如算术之乘法口诀，需烂熟于胸。处理事件，只有全部原理规律不违背，才算处理得当，方能不失人心。

此表即小帝道，又称管理之道。因人之应利害犹水之应高低，故管人如用管导水，管只需破一小段，水即可漏光，原理、规律犹如分段之管，违背其一足以失人心十之九。原理之间乃相乘关系，为做好一件事所需之七步，每步出错均可失人心十之九，若三步出错，所余人心仅千分之一耳。初临天下，第一步施威布德以立信，用之极者，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杀一人使天下之人惧。

治天下不违帝道，则诈道无处可施，违之则如管破，水必失也，人心必散，诈道必行。违帝道而欲人心不散，犹管破而欲水不流，不可必也，故智者不违，违者不智。

                                  第二节  七原理简释

1）非利害不动， 非赏罚不用。术语称非利不动，非德不用。治国，国君所应之事，必于国有实质利害相关，非此则一概不予理会。例，某人非议国政，诽谤国君或他人，反之，或赞美吹捧政令、国君等，对如此涉及毁誉荣辱之事一概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于国有实质利害相关之事，则必应之，应之则必用赏罚，不用毁誉。治军征战亦然。故明君在上，不毁誉一人而天下治。

大道用兵如用刑，必顺7原理21规律，破敌意在破敌之赏罚，即用己之赏罚破敌之赏罚，敌赏罚破，以己之法加其上而整编，则其军化为我军。统一天下，在于用赏罚重新聚拢组合天下人，使强者处上，弱者处下，不以杀敌为务，是故神人无功（大道用兵，一战胜而威振四海，传檄而天下一，故战功少。昔黄帝道大衰，七十几战而有天下，唐尧后道又大衰，无人可尽一天下）。小道用兵为诡道，意在杀敌，即今所谓兵书战策，用兵亦非利不动，非德不用，欲与敌战，则攻其必救以求战，使其不得不战。诸葛亮巾帼戏司马懿则非矣。小智者，大智之贼，小道用兵乃误解愚民后之产物，只许将军学小道杀敌，不许其学大道。将无大道，此亦自春秋始，中原战乱不止，人相杀而逆向淘汰，混乱不止之根源。

2）功必赏，罪必罚。若有人有功无赏，则天下人寒心，内心不平，虽不言，以后做事必不能尽全力，天下人必有远离人主之心。有人有罪无罚，则天下人生效尤之心，不劳而获者日众，劳者日少。

3）赏必功，罚必罪。若有人可无功受赏，则天下立功者内心不平，必对无功受赏之事心向神往，无心思辛苦劳作立功，必心思交游攀附以求之，以后做事必不能尽力。一人无功而获赏，则百人懈怠不劳，不劳者众，劳者不尽力，则天下物力日蹙，危亡可待。有人无罪受罚，则天下人寒心，必愤愤不平，担忧有朝一日己亦如此，必生离心，一人受冤则万人离心。例，秦二世杀无罪功臣及宗室姻亲，顷刻间即失尽天下人心，二世为孩童，李斯为相不加拦阻，数行诡道，天下人必一并恨之如贼。二世赏罚无道，乃天下速反之主因。

4）赏罚必重，赏必当功，罚必倍过。若做某事之利大部归于他人，则天下无一人为也，除非迫不得已。人尽力做事之底限，乃可获其利三分之一，低于此数，天下无人考虑。为充分发挥手下人之积极性，帝王赏必重，每件事最多取利十分之一，古者多为五十税一。立法时受五种赏罚等级限制，对事情归类时，做事者所获利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九十九。若非此而为它，做某事之利大部归于国君，此等事则无人用心做，受迫则阳奉阴违而不出成果，如此则上下之间实乃无果可分，上下共窘，国君空有夺利之名而不得其实。重罚之目的，乃不使任何人生犯罪之欲。做某件事，当所失必远大于所得，则天下无一人思之也，为之更无可能，是故罚必重，使任何人做所禁之事所失必远大于所得。罚必倍过，即重罚所成之损失必远大于犯罪所得之利（至少五倍以上）。

5）赏不逾时，罚不越刻，赏罚必速。他人立功后要立即行赏，最迟不过一个时辰。人皆想己所做之事可立竿见影，如同售货，想立即得到货款，在所做之事未获报酬前，人无心思做它事，若做它事必分神。若行赏不及时，则形成拖欠关系，产生情分，立功者可假此关系役使他人，人主德漏；若尚未获赏立功者又犯罪，人主将进退两难，其它赏罚规律必违背一条。赏不及时，天下人心将移往立功者，此亦产生功高震主之一主因（另一主因乃做事前未先定赏罚，先定赏罚而后行事，事成按预定共知之赏罚行之则天下无怨言）。人犯罪后需立即行罚，最迟不过一刻钟。只有同时发生之利害，大小方有可比性，使犯罪人所失远大于所得方有意义，若此条做不到，则刑罚再重，犯罪仍不可尽止。此外，若刑罚不速，犯罪者必用全力逃避受罚，如此则高位者必有势无恐，以为其犯罪后可避开受罚，必轻犯法，执法者会进退两难，其它规律最终会违反殆尽。一国之君之所以不能控制它国之人，乃因其赏罚之速度慢于其本国之君。在任何一国之内，只要赏罚之速度大于其国君赏罚之速度，即可私自控制赏罚所及之人，即可形成私党集团。治国若做不到赏不逾时，罚不越刻，内部必有私党集团。

牧民如牧马、牛、羊，以赏为水草，以刑罚为长鞭，若今日欲其前，而明日方置水草于其前，不从者明日方于后鞭之，则千人牧羊，必千人不得其所欲，而怨牛羊不从其欲，则人人知其缪矣，其水草之置，其长鞭之施，何其缓也。今牧民者同此，今日之功而明日赏之，今日之罪，而明日罚之，其赏罚何其缓也，而欲民从其欲，必不可也，行诈道，窃赏罚二柄者，必于其间动赏罚而使民从其私欲矣。

6）赏罚必明，如日中天。如何得赏（罚），为何得赏（罚），何时得赏（罚），得赏（罚）几何，必使天下人尽知，明白无误，一目了然，无人可遮拦（吞功、委罪）。赏罚暗，则天下人不知何去何从，因功受赏者少，因误入罚者众，近习、官宦必遮拦盗取赏罚二柄，作威作福，劳者日少，天下日蹙，人主日危。

7）赏罚必信，君无戏言。预设之赏罚，当有人功成罪就后需立即兑现，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或打折扣，人主于任何情况下不可言而无信。天下人时刻前思后想者，即以最小代价趋利避害，所设赏罚只需有一人未兑现，立即失天下人心十之九（若将食物放于带电之铁笼中，可望而不可取，若群羊见之，可能羊均需试取一两次而止，而人群见之，一人碰壁则他人不取矣，试取者多不过三人而止，赏罚失信类于此），一旦失信，永远不可全数挽回天下人心。若利害相同，天下人一定奔向信用最佳之处。即使他处之赏罚更无信，天下人无处可奔，留于原地，则做事之力度，必远不及失信前。再者，赏罚未兑现，人心不平，必愤然欲发泄，若有人利用，则祸乱立生。

                                  第三节  21规律简释

欲使人竭心尽力，管理者行事必须符合赏罚7原理。二十一规律乃常见典型注意事项，行事符合规律乃遵循七原理之前提。

1）不因他人毁誉而赏罚，不因己喜怒而赏罚。术语称不怒而威，当赏罚之明不能如日中天时，各级官宦会争相交结近习权贵，时刻于人主前争相毁誉以图影响人主之赏罚，窃赏罚二柄于无形中。为符合此规律，人主首先需隐去表情，即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使得近习、左右无法察言观色以授其奸。当然若明法已立，赏罚已明，人主即使有喜怒哀乐，左右近习也会视而不见，漠然如路人，因此时再于人主前毁誉已毫无用矣（无用之事即使仅花费嘴舌之工，天下亦无人为也）。

2）不以毁誉代赏罚（只用赏罚不用毁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使用毁誉只能削弱人主言语同赏罚之对应力度，而无任何实际意义，其它不利影响前章已述。

3）责不二任，权不二分，必使人功成无人可夺，罪就无人可推。一栖两雄，其斗无穷，一件事负责人越多，成功之概率越低，如此则人将大部精力用于争功委过，使众人之精力内耗。若一人做某事成功率为0.8，若五人拥有同权，负有同责，则此事成功概率为0.8之5次方，约三分之一，只需一人不尽力（或尽反力），则事即不可成。人人有责实乃人人无责，事情永远不可能做好。如公有制，若做好某事，其成果仅极少归己，大部归于他人，此种事天下无人为也，若受迫则阳奉阴违而已，若做坏事，则损失大部由他人付，己受损极微也，此种事则人人为之无忌也，故公有制下，出力劳者无，顺手毁者众，天下人共受窘而已。只有符合此规律，人方可将精力用于做事，否则将内耗争功委过矣。

4）赏不遍施，罚不责众，一事功成主赏必一人，罪就罚必一人。此乃上条规律之延续，重在如何赏罚。此外，人除己之外，与所有他人之关系均处同一水平之上，均为后天利害而定，加赏罚于他人之上，于立功、犯罪者无任何实际意义。例，连坐不仅增加治理天下之成本，并使人与人相连于一处，只需少量人同时犯罪，通过连坐即可将大部天下人推入绝境。秦末陈胜以九百人反，按秦法，家乡亲人约十倍于此要连坐受罚，如此则受连坐者只有造反，才或许有生路，一传十，十传百，不久则天下人尽反矣，原理如同核弹爆炸，此乃自72帝王朝代以来，天下第一次从内部底层崩溃，此次混乱，中原人几死绝矣。

5）所立之赏必可得，所设之罚必易躲（不做被罚之事必易）。所立之赏，天下人经努力后必可得，否则将失去意义。例，当今若设千金之赏募可跳十丈高之勇士，今人经一生努力亦不可达，则无人奔之矣。故难为之事需分段设赏，以募人。所设之罚必易躲，即不做违法之事必易，否则伤民，损耗太高。立法不在难以躲避之处设罚。例一、连坐，即导致人无论如何小心都不可确保不受罚。例二、帝纣规定，九夷之君由一生一朝改为一年一朝，而九夷在南北美洲，于当时之交通条件下极难做到，九夷遂反，不来朝，纣不下诏罪己，反受西伯昌怂恿，不顾三贤重臣反对，烽火调天下重兵征之，兵出而武王反，终失位而身死。例三、禁走私，走私可获暴利，即使设重刑在后，因重利在前，仍将不断有人犯法。故明法（高水平之法）无走私罪，不设关税，无关税，则无走私矣。且关税者，无度之征，腐败之所生也，阻塞货财流通，害生之举，有道者治国不阻塞交通也。

6）必待功成而赏，必待罪就而罚。赏罚必待功成罪就而后行之，先行赏罚均可导致大部人心流失，虚耗赏罚。将管理比作引水灌溉，有赏之处即相当于水道开口之处，功成之处即需灌溉之农田，先行赏相当于在水未到农田之前而开口，不论开口处看似离农田多近，结果一也，即多数水不会进农田。人之性，与水同也，即得赏后即返回不再前行矣，哪怕数尺之路亦不多走。刑罚必等人确实犯罪以后方能行之，犯罪之后，可天下共知也，未犯罪之前，其状百态，不可天下共知也，若刑罚先行，则威权下泻，近习、左右、官吏即可弄权而吓人聚敛，天下人即惶恐不安。

7）罚之施如晴空霹雳，赏之施如久旱逢甘霖。此规律含二意，一为赏罚力度必重，二为其速度必神速无比。行刑罚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要如晴空霹雳，使任何犯罪之人，均无法规避，畏惧而不敢犯罪，否则权贵心存侥幸，必轻犯法。例，商鞅之法，处罚速度迟缓，从犯法到行刑接近一日，如此长时间权贵足以说动国君规避，导致世子轻犯法（其次，商鞅第一步施威布德立信未完成，行之一半即推出新法，言语与刑罚之对立关系未立信于天下，此因亦为新法出，世子轻犯法，受刑者多达一百又数十人方止。古人用双关语，施威布德立信称施威立信或布德立信，如同非利不动，非德不用，商鞅未系统学道，仅凭旁听偷学之水平即入秦变法，其法水平低甚，终致其身败，且日后间接导致秦灭六国后即速溃）。行赏时，立功者获赏，必喜如久旱逢甘霖之农夫，赏必重，且必及时，功成而赏至，使天下人趋之如百川归海。

8）必重设告奸，使天下人为己察，不使少察众，必使万察一。为人主者，不可己视、己听，更不可派人察、听。若己视、己听，于一地必不可久留，如此则下层官吏可人人做假示伪，因短时内蒙蔽一人极易为也，在上者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矣。故为上者，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在上者更不可派人察、听。假若有十人监察一人，被察者只需稍施计谋即可使某事得匿。只有某人周围所有人均察其所为，方可无匿行。天下人何以为人主听、为人主视也，因其可从人主处得巨赏也，只需时刻设重赏征募告发犯罪之人，则天下人争相为之，天下方无可匿之罪行。假设使少数人监察天下人，则有罪者只需重贿监察者，监察者即为此人饰，犯罪者即可脱罪，重贿使其诬陷某人，则天下必有无辜者受罚。重设告奸则天下无人可重贿行私也。故人主垂法而治，不己听，不己视，不派任何人视、听，仅仅时刻设重赏征募告奸者而已。且无论身有何罪，只要告奸，不仅前罪全免，且告奸之赏必得。如此可破犯罪集团内部之赏罚，使犯罪者之间利害相背，不能形成集团，只余单人作案，必然不能成大害。此规律行之需附属一条，即告奸者后经他人举报证实为诬告者，亦受重罚。例，武则天掌权后，立即重设告奸，天下安稳许久无人犯罪，当其年老生病卧床不起时，有大臣建议天下久无人犯罪，请撤去重赏告奸之官差，以省经费，彰显仁德，武则天年老发昏即随口允之，后不出两月即生政变（新立之君其子也，否则天下必大乱矣）。

9）赏必悬于门，刑必立于市。此为赏罚必速之必要条件。古时五等赏金即悬于四城门（官府门前亦有）之上，告奸或立功者只需到达城门确认后，监者即断悬赏之绳，赏金掉下即归立功者所有。古时五种刑具立于官府门前之市场口处，此处为人最多，最易生事之地，罪人一经举报发现立即行刑，且斩掉之体暴之三日，尽最大限度扩大影响，杀一警万。72帝王时代，经久无人犯法，赏罚常数百年无人得之，至周烽火戏诸侯，天下乱，邪说并起，一些说客以为赏罚器具暴露于外，空浪费，一些无道之君即去之。赏罚器具尽力暴露于外，即如虎之爪牙伸于外，使人时刻警惕不敢犯，匿之即如摆一无爪牙之虎，部分人会挺而试法，犯法者永不能止，残民害政。

10）赏罚必简，等级不过五。为使赏罚必速、必明，其等级不宜多，最多不过五种，过五，则不能保证天下人尽知何以得何种赏罚。立法时需将功罪分类，分列入五种赏罚等级之内，确保总体赏罚必重即可。细分赏罚等级而行之，其害必远大于利，弄权窃柄者将生，且不可做到赏罚必速必明。古五种刑为：断手、断足、断头、腰斩、车裂，因诸侯大夫世代练武强身，筋骨强劲过于铜铁，故大夫以上所用刑具异于常人，多为巨钺、大锯。殷商之前无罚款，因同数之钱币对于穷富不同之人代表之利害不同，某一数量对极穷者相当于夺命，对极富者仅相当于拔一毛而已，做不到同罪同罚，故弃之不用。象刑，即如黥面、削耳、割鼻之属，现于乱周。象刑类于毁誉，于利害无补，无益于治，有道者必弃之不用。笞刑乃汉文帝所造，其轻重为活，受行刑者控制，做不到同罪同罚，只要是活动之利害，天下人定会相争，赏罚设置成活，就有人可枉之，行刑者可弄权做威，行之则货贿必行，故有道者亦弃之不用。五种赏罚必需定死，固定而不可变，使天下人一目了然，无人可动。

11）同功必同赏，同罪必同罚，不同功罪可同赏罚。古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古语王子相当于汉后之皇太子）。法如称之砣，人立功获罪如待称重之物，砣不因物不同而变轻重，同称必同砣，法不因人不同而变赏罚，同国必同法，对于所有人，相同功罪所获赏罚必同，否则人心不平，必不思劳作，而思攀附交游，将失尽天下人心。因人水平各异，故获同一功罪，不同人付出之代价不同，但赏罚必同，不可因之而异。不同功罪归于五种赏罚之列，则必有不同功罪可获相同之赏罚，此为赏罚必明之必要条件，天下无人会因此而离心，但同功罪必获同赏罚。

12）赏罚必定，何功何赏，何罪何罚，何事何功罪，必固若泰山，无人可动。立法时需将做某事应得之赏罚定死，不可游移不定，只要利害为活，实行之必致货贿公行。例，若立法，杀人者视情节轻重，所判刑罚可从车裂至断手不等，如此则法官可控制杀人者之祸福轻重，杀人者若欲获较小之刑罚，则只有一条路可行，即动用赏罚，交结贿赂或威胁法官，法官在其赏罚之下，权衡利害，必然做出最利己之判决，即收受重贿，从轻发落，或收受另一方贿赂，从重发落，法官如此则身富有资，用其事上则位固、家室保，法官非此则身危、位倾、家室丧。为做到同功罪必同赏罚，立法时赏罚必定，天下无人可动，立法时同罪只能有一种罚。例，定杀人者车裂，则无论何人为法官，何人犯此罪，所得之罚必同，如此则交结贿赂成无用之事，天下必无一人为也。故有法之国不闻官有贪廉，官行事有法，万人为之其行必同也，不闻民有善恶，有法之下，万民避罪立功同也。官有贪廉、民有善恶者，必为无法或法败之国也。

13）国有常赋，固若泰山，不增不减（国无常赋，必有重敛，国恒亡）。即一国之内必有恒定不变之赋税，指每人所缴税赋与人均收入之比恒定不变。赋本意为一辆战车及其附属武器装备，税为活，现于乱周，为法败大乱后之产物。例，72帝王时代，多大地界每三年出赋之量为定数，终朝不改，田产分成用井田制固定，每块井田之中有固定面积（开始是1/50，至周成1/10）所产之粮，需入国库，其余归耕种之农所有，农夫按户分有定田，国库分为士库、大夫库、诸侯库、帝库，有固定之田与之相应，上至天子，下至农夫，只能食己田之产，劳役则以己产募之，无论和平、战争、天灾，天下人共有之，万世不变。如此上下之利益分成定死，互不分争，无内耗，此即先秦时代从无上下相争致百姓造反之原因，民富国强，其民可鼓腹而游。若赋税为活，则上下之间必倾力相争，在上者倾力横征暴敛，在下者倾力偷税漏税，天下无人将主要精力用于劳作，全民日蹙。赋税为活，则国君无法控制下层官吏之征敛，行之必混乱不堪，民不聊生。例，秦灭六国后，赋税劳役变为活，不仅四百年之战乱创伤未复，近二十年之征敛反使天下人更加穷困潦倒，轻民过大半，天下危如累卵。此条规律乃上一条之延续，立法时首先需确定内部人员之利益分成比例，进行固化，使得上下相安，互不纷争，利害一致。

14）所立之赏如黑夜之明珠，所设之罚如必死之谷。赏不明，则有人可夺功，无人趋。罚不明，则有人可委罪他人，有罪而罚不必，可委罪者不畏，必轻犯法，亦可无罪而受罚，常人心不安，必不可尽力劳作。符合此规律之关键，即设立天下共知，无人可动之赏罚标准，即做法。做何事，至何程度得何赏罚，标准需天下人共知，无人可左右，不可天下共知之处不设赏罚。标准是某一准星，某一刻度，非某一范围。活动之物非为标准，不可用其衡量事物，犹若将一尺定成等于5-15寸，则不能用此尺量长短矣。若用此尺量长短，则结果为活，具体到某一物体，衡量者必据己利，利于长则说长，利于短则说短，如此，则必乱矣。行有法之赏罚，如定有尺之长短，则明，无法则必暗。

15）既往不咎，往功可赏，往罪不可罚。得道者上台或推出新法时，所立赏罚规则仅对公布后发生之事有效，前时旧事一概不管。无道无法者在上，必赏罚昏暗，无法度可言，天下人相争相残，货贿公行，尔虞我诈，以新法追旧事，则伤人必众。此外，新君未即位前，用诈道害之诈之而有势者必众，追究旧事，其人将惶恐不安，若有一人反，则祸乱立生，故有道者初临天下及推出新法前需大赦天下，与民更始。自春秋以来，不知为此而致臣下反、国家乱者不计其数。因以前穷困，有人于己有功未赏者，可在刚上台时一次付清，两不相欠，与其更始。

16）赏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赏罚必公开）。赏罚需尽最大限度公开，让天下人无所不知，赏一得百，刑一警万。不可私下赏罚，如在后院赏人，在朝中刑人，有道者不为也。古时行赏必于公堂之上（相对于后院，前公堂，后宅院），刑人必于菜市口（公堂对面）。古称赏罚必神，神即神速也，非神秘。对于城外乡间行刑，则百户长（古底层执法者）就地行刑，然后上报，于衙门前张榜公告，将受刑者之残肢拖至菜市口，曝之三日，而非带至菜市口行刑，后者乃针对公堂内院而言。

17）君不轻言，言非分工设赏罚，则必论功罪行赏罚。无法之国，用诈道者众，儒者谓之奸人，奸人遇人争，势位高者出言则谀之，势位低者出言则毁之，势高者其言常用。君主有大势，若无道，则其左右前后之人尽用诈道，即君无道则臣有道，臣下察言观色必先知其意，君主出言行事，则谀之，有非上者则毁之，君主势高其言常行，久之，成一假象，即听从某言乃因其是，不听从某言乃因其非。假象表也，实乃天下无人因某言是而从之，因某言非而逆之，是否听从某人之言，决于是否可得其利害赏罚，可得赏，谬言亦从之，可得罚，真言亦逆之。知此，即知天下人众目所瞩者，乃君主所握之利害赏罚，而非其虚言也。为使天下人可明确无误认准赏罚所指，君主言非分工设赏罚，则必论功罪行赏罚，废言一概不出，废言出，则言语与赏罚之相关度降。君主遇大事，只需将其分为互不相干之数部，即各部负责人不需交一言即可完成己任，将完成各事之标准，完成未完成应得之赏罚公布于天下，给足时间让九卿百官思之，而后招人应募，君主增减赏罚直至一事只有一人敢应募，而后签军令状将此事委与此人即可，事成后君主行赏罚并公布于天下。所成之事是否符合标准，由天下人断之，君主行赏罚时以主事者所呈之完事报告为准，行赏罚后将其一并布于天下，直至日后有人告发其作假时，才没收前赏，对作假者行刑。君主不参与任何事之决断与实施，功成罪就，皆主事者一人担之，帝王无执、无失，只作为分工行赏罚之执行者存在，即掌衡者也，唯此，方可将天下人之能力发挥尽致。

18）法不可数变，衡不可数动，言出法随，信用布于天下。法乃天下人衡量利害赏罚之尺度，尺度多变，则人难以量长短，法多变，则人难以知利害，必数变业，天下人多受窘。君主之新法，必反复较之，使其与道合，而后出之，出后则不可妄改，利益不过百（即新法之利十倍于旧法，高一数量级），则法不变。若新法不合道处多有，则天下必重陷于乱。作为君主，不可妄言，必周虑之而后言，不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否则信用渐衰而无。

19）可行非常之赏罚以立信，此违天道，不可轻用。无法之国，为官者用诈道骗术，相互倾轧而得官位，其言天下百姓无一人信之也，天下人仅阳奉阴违而已，故欲用天下之人，必立信也。新君即位第一步为施威布德以立信。即行赏罚立信，使天下人知己无戏言，言必行，行必言，言行一致（言行无诈），赏罚必信，天下无人可逃脱已布之赏罚。即位之际，情况危急者多有，需于短时内完成立信，只有信立，于天下令行禁止，方能真正掌控天下之人，若无新成之功罪可供赏罚，只有临时指定做某事为某功罪，行赏罚立信，此为行非常之赏罚，即超常规之赏罚。例，商鞅变法立信，以移木杆至指定位置为功，立功者获重赏，此即行非常之赏。商鞅未系统学道，仅旁听偷学而已，不识术语，术语为双关，称施威立信，或布德立信，全称为施威布德立信，指确立凡言语出，赏罚必应之，商鞅只完成赏必信，未确立罚必信，导致新法出而犯之者众，其中尚有世子犯法。行非常之赏罚仅限立信时用。

20）赏罚二柄如左右手，片刻不可离。帝王之所以能掌控天下人，天下人为其用者，乃帝王手握赏罚二柄也。赏罚二柄之于帝王，犹鱼之水也，片刻不可离，君失势即如鱼失水，只需离赏罚片刻，他人即有机畔之，立生觊觎之心。古者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辎重即赏罚执行队。例，吴起略识道术，在楚变法，新老国君更替之时，不知时刻握赏罚二柄，致他人生觊觎之心而叛，身败而死。

21）金玉盈室，莫之能守，功成身退，天之道。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止，乃因居上位者无道。若法术之士辅佐无道者一天下，因他人无道，故功多归有道者一人，他人必生嫉妒之心，而有道者不可于短时内教会他人，故终成鹤立鸡群之势。天下平定之后，法术之士成无用之人，利害变，若同众无道者长期共事，则成九死一生之势，有道者不处危亡之地，故需及时脱身而去。得大道者若不得以，则不行此路，其做法类于商汤之尹伊，先寻某可成太子之人（有一定势位，若得道即可成下任帝王），用一二十年授其及下属道术，待数人得道后再一天下，与众多得道者共事，则不必功成身退。

                         第七章  君主即位后之关键步骤

第一步，施威布德以立信。即行赏罚立信，确立言语与赏罚之对应关系，使天下人知己无戏言，言必行，行必言，言行一致（言行无诈），赏罚必信，天下无人可逃脱已布之赏罚。此步完成，则赏罚所及，皆受控矣，若无此步，则天下无一人为君所用也。

此步完成前，得道者不会发布任何涉及实际利害之法令，即无任何实际行动。此步完成约需时一时至三日之间。此步是否完成，乃得道者判断他国国君是否控制其国人之标志。若未完成此步，该国又为无法之国，可一战而亡之。完成此步最小代价之极限，乃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杀一人使天下之人惧。

此步之史例颇丰，如，禹登台后连斩三人（含斩迟到之防风之君）；司马穰苴入军中斩失约犯禁之使；商鞅立赏徙木柱（仅完成一半，只确立赏必信，未确立罚必信）；孙武练兵斩王妃；匈奴冒顿射马立威杀父夺权。若时间紧迫，需立刻完成此步，可行非常之赏罚以立信，如司马穰苴。若无意外，完成此步亦需遵照赏罚7原理21规律，如此可完全得天下人心。

此步之细节：1）设立赏罚执行队，制定并公布执行一次赏罚每人所得之赏（其比例需定死），不执行赏罚应获之罚。2）摆好赏罚器具，公布法令，及遵守违反法令所得之赏罚，需三令五申，确保无人不知，使得如何得到何种赏罚明白无误。3）等人来犯。4）执行天下人共知之预设赏罚，直至无人敢犯，直至众人争相趋赏。

此步完成，则赏罚所及，皆受控于君，此后方可有涉及实际利害之行动。

第二步，推出新法。即今之变法，其速必快，于第一步完成后即刻一次全部推出（或其后某天突然一次全部推出），缓之必败。变法，实乃移动赏罚位置，缓之即如夺人之赏而悬之不付，缓之即如慢人之刑而举刀不下，天下将人情汹惧，不知己之利害位于何处，无心劳作，终必致狼奔豕突，天下大乱。变法必速，移动赏罚一次快速到位，天下人计算利害将奔向新赏罚之目的地。喻为牧马，变法则如取马正在所食之水草而置于它处，欲使马移往水草丰盛处，速则成，缓必败，缓则马长时不得饮食，必迁怒于移其水草之人，马怒则咬人扬蹄矣。变法与之同理，缓之，必致人趋利不得，避害不能，则人必怒而奋起杀人矣。必一次推出，分批推出则如数次移动水草、赏罚，必致马怒、人怨。秦汉后之人无道，不知如何变法，汉之王莽、宋之神宗、王安石、清之光绪、康有为莫不以之败，仅唐之武则天稍通道术知何以变法，唐之盛世实赖则天武后。

新法需遵循人性及赏罚7原理21规律。将天下间一切可能之事尽归于法，将行事所得之功罪及相应赏罚定死成标准，颁行天下。

乱周初立时废弃商法，推行礼制，天下混乱日甚，因井田制尚存，上下间大利害比例分成未乱，故时况称为有乱君无乱国，诸侯国内人民之间未大乱，只是盗贼日盛，后期诸侯相并而已。商鞅变法，于秦国推行新法，因商鞅未学全道术，其法水平甚低，违道甚多，加之秦灭六国后，赋税不定，上下间利害不分而相争，终致天下崩溃。汉后之制度俱为不入国学之市井之徒（农工商，含腐儒）所建，无道术为基，天下无法，类于癌症之肿瘤政权，水平甚低，不足论。老子以为，自尧舜始，君人者水平低甚，不足论，所立之法使人若篓中之鱼，只能相濡以沫以苟延残喘，严重违反人性。上等法使天下人如海中之鱼，利害互不相干，可相忘于江海。

第三步为垂拱而治，即设置赏罚，处理不可用法固定之随机事件（此称为术）。如，若有某事，则制定完成此事之标准，及完成此事应得之赏，不能完成应获之罚，预定时限让九卿竞标，帝王只需升降赏罚等级，直至一人中标而止，而后签军令状公布于天下，事成后按预设标准行赏罚。事成行赏罚时，以中标之人口述或书面报告为准，然后将其公布于天下，真假由天下人判断，若有人告发其作假时再行罚。一切事之利害功罪，在上位者概不参与，帝王无执、无失，唯此方可将臣下之才能发挥尽致，而无内耗。

                                     第八章  如何立法

管理者登台后第二步，做法收权，将天下权柄归于法，推出新法（新法需上台前定好）。

法之定义：遵循人性及赏罚7原理21规律，将天下人行事所得功罪及相应赏罚定死固化之条文，使得不论何人触法，何人为法官，触法者所得赏罚结果必同。法本意为导水之堤坝，不因水流缓急而动，若堤坝随水缓急而动，则不可导水也，用之必垮。法不可枉，其能枉者，非法也，必形似而实不至。如，秦汉后之“乱法”，有“视情节轻重而定赏罚”，此乃无标准，非法也。标准是某一准星，某一刻度，非某一范围也。活动之物非为标准，不可用其衡量事物，犹若将一尺定成等于5-15寸，则不能用此尺量长短矣。若用此尺量长短，则结果为活，具体到某一物体，衡量者必据己利，利于长则说长，利于短则说短，如此，则必乱矣。

换言之，法即赏罚之度、量、衡。度量衡分别为长度、体积、重量单位之定义。度为尺、寸之定义，量为升、斗之定义，衡为斤、两之定义，即天平之砝码，亦秤砣也。度量衡必定，不可模棱两可，更不可以活动。法乃赏罚之尺度，本身必定，无人可动。若尺、升、斤之定义为活，则在其所及之域，必混乱不堪，涉及某一物体，则天下人必据己之利定尺、升、斤之大小，天下人之间必争斗不休。实则活动之物不可称为度量衡，故可枉者不可称为法。

今惑于法者众，故再释之：设有一天平，则对任意某一确定物体，无论何人，用其称得之重量必同，若不同，则曰此天平败，其不可用甚明矣。同理，设有一法，则针对任意某一确定事件，无论何人，用其算得之赏罚结果必同，若不同，则曰此法败，其不可用亦明矣。若天平之衡动，则其不可用，其衡定，则可称物矣，某官立，若其行事之法动，则其法不可用，其法定，则可用其治民矣。知“衡”定不变之理，则可知法矣，恒定者，即衡定也，不可变之谓也。

秦汉后之“法”本身为活，不可称其为法，故曰秦汉以下中原无一法，自此陷入全面混乱。

或曰，可请廉洁之人治理，何谓廉洁，本身即无天下共知之标准，实行之本身即为无法。处无法之制度下，唯横征暴敛之人方有资贿赂国君左右、近习、及权臣，方能坐稳官位，不征敛之人无坐稳官位之可能，官吏只需更替三次，则俱为买官卖官之人为官矣。风俗日败，贪敛愈甚，官位愈高。术语称“无法无天”，无论何域，若无法则混乱日甚，覆亡翘足可待，事见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邺，今臣得矣，愿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侯不忍而复与之。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

下为立法之要（赏罚7原理21规律之外）。

1）首先需知，人与其它哺乳动物实同也，仅智力高而已，表现之所以不同者，乃后天人造利害环境不同所致也。故从人伦、婚配、育幼、养老等一切看似当然之事，均需用法定之。殷商之前，此类事本有法定之，周立之后，废法崇礼，乃用相互间错杂不定之利害关系缚之，致使问题层出不穷，亲戚相争。若其它利害以法定之而分明，此处无法，则此处之乱立显矣。

2）其次需知，人无本能为他人做任何事（哺乳期母子除外），世上无徒获之事，故任有一事，参与者均需加以赏罚，且其所获赏罚之比例需以法定之。如处置杀人犯，从报案人直至行刑者，凡参与者均需加赏，且获赏分成比例需定死。官吏之薪水由俸、禄组成，前者用以养家，按时值班者均有，后者乃做事所获之赏，可使人富。

3）理顺天下人相互间之利害关系，将其应获利之比例关系定死，使其互不纷争，使任何人不得控制他人所劳之财。例，古法有父子不同户，儿年满二十后父子必分门别户，违者斩断父之右手（无右者斩左）。儿30岁后每年给父母米400升，连给20年。父母死，田宅归公，余物归儿女，故古不闻孝慈而父子相安，财产有余。又如井田制，名公而实私，自帝王及庶民，田产之分成比例早已定死，无人可动。利害定则人相安，未定则人相争，立法使天下人之间利害分成比例定死，使其处不争之位，非使之争而后止之。又如当今之世，官吏控制大量公有之财，前已述，人用非己劳之财，用之如毁誉流水，不会珍惜，即使立法规其用，挥霍贪污亦无从止。又如军中，以杀敌或俘敌为功，将士同功必同赏，将官除此还可获手下士卒战功总量一定比例之赏，例，十夫长可获所辖九人总量百分之一，百夫长可获所辖十夫长总量百分之一，依次向上递推（军中每层宜有五，即营有五连，连有五排，排有五班，班有五人，班长即伍长）。

4）重要财产，土地（田宅），不可遗传，遗传税率不低于三分之二。否则百姓可做放贷食息之法，使后代子孙坐享其成，不劳者日众，劳者日蹙，不过数百年即可使天下倾覆。是故古之田宅，不遗传，死后充公，以绝百姓世代食利之心（古之宅，自天子至农夫，大小形制均定死，则天下无闲地）。

5）针对某事立法需正本清源，追得利害之所出处，亦天下人共知之处，施加赏罚，赏功罚罪。例如父子母女兄弟相争，由彼此间有利害未定也，故古法定其利害，父子不同户，田宅不遗传，赡养之财数量定死，不足之处父母自备，则其不争，故古无孝慈，而父子不争。残疾刑余之人不可劳者，则由国家福利养之，可活而不可富，且以法行之。

例一，禁毒。当今之吸毒、贩毒、种毒，人之所以种毒者，利也，毒贩所加也；贩毒者，利也，吸毒者所加也；吸毒者，利也，毒品之所加也，吸之有巨利，痛快之至也，停之有巨害，痛苦生不如死也。常人只需吸毒一次，即被毒品所控，不可自拔。若禁止之，只需将赏罚加于吸毒者即可，吸毒者吸毒，其状可天下人共知也，吸毒导致人萎靡不振，不能自养，久之乃死，于社会有巨害，罪也，故用罚，加以酷刑，使受酷刑之苦，远甚不吸毒之苦及吸毒之利，即可。故可立新法，自某日起，凡吸毒者，一经发现，立即酷刑处死，暴尸三日，举报者不论何人，不仅前罪全免，还可获重赏。则不出三日，天下吸毒者必绝，其它贩毒、种毒者可不禁而止也。

例二，禁厚葬。昔齐国好厚葬，布帛材木耗于无用之地，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求何以禁之，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当丧者断右手。”不出三日，齐国厚葬者止。人之所以厚葬者，名利也。名者，虚也，名背后有未定之利害存也，之所以有利害存者，法有败处，刑赏升迁有从名而出者也；利者，实也，当丧者可用厚葬之事聚财也，众人会因之而送礼也，众人之所以送礼者，侥幸可以因之免祸得福也，当丧者可因之获利者，以能影响他人之祸福也，之所以能影响他人之祸福者，法败也，赏罚有不从法出者，赏罚暗也。故欲绝之，修明法则可绝其根矣。管仲之令只能禁其末也，未正本清源也，虽厚葬可立止，当丧者可利用其它如喜宴、寿宴等诸多事件行浪费获利之实也，故浪费之实不可止也，只是转移方向而已。

6）法分两大种：一曰民法，即官吏管理民众所执行之法，二曰吏法，即士、卒、官、吏选拔、任免、升迁之法。秦商君之法，二法皆乱，秦摇摇欲坠，统一中原后，民法中赋税劳役之法丧，上下利害不定，上下始争，吏法丧，士卒官吏选拔升迁之利害不定，导致臣下擅权窃柄相争，上上始争，且吏法中最重要之立储君之法无，以上三者相加，始皇没，天下立崩。汉以下，民法、吏法皆丧，上下、上上、下下皆相争，中原之乱甚嚣尘上，自秦末至清初二千年间，自上下、上上、下下皆相争至皆相食之崩溃，不绝如缕，人口丧十之八九之巨乱，达十数次，人口减半之大乱又倍之，小乱又数倍之，人数恢复接近秦初（统一中原后）之数即已被腐儒称为旷古之太平盛世。无法后之混乱，视秦至清之中原史足以知之。

先秦七十二帝王时代后期，吏法多为分封世袭制，凭改朝换代之战功而受封，世袭时立嫡长子为世子，无嫡立庶，无庶立弟，无弟则立宗室子弟，终朝不迁，定为永制。此法虽不善，但标准天下共知，无人可动，尚算有法，秦后之“吏法”为活，称游吏制，吏之选拔升迁皆无天下共知之标准，人人可以窃柄而动之，是为无吏法。汉之后，天下无人通道法术，所立之民法形似而实不致，无天下共知之标准，人人可以窃柄而动之，是为无民法。故曰秦汉之后中原无法。

7）因事设官，官立，其民法、吏法随之立，官贵少，法贵简，官贵无事，若有事，则事不兼官，官不兼事。何谓事，某一无法可依之行为为事，其法立，则其事无，其官可省，故官贵少，官贵无事。例如，若赋税不定，则收取赋税为一事，必为其设一官，收取赋税之责任在此一人，若赋税以法定死，则无论何人收税，其数均同也，则收取赋税即不谓事，其官可省矣。故法立，则官可少。立法正本清源则法可简，之所以立法者，因此域有争也，相争之末端可百态也，若在其末端立法，则法繁而不尽，其之所以有争者，源于利害有未定也，以法定其利害，利害定，则相争之百态可尽消也，法则简矣。

8）立法必顺天道。万物生之有时，生之有数，用之顺时守度，则可天长地久，与万物共存矣。逆天而久者，无有也。民必强其身，壮其骨，实其腹，弱其志，使强者处上，弱者处下，立法必使人渐次进化，弱者渐汰。弱其志之志，乃望无功而获赏，有罪而避罚之谓也，弱乃使丧失之意也。

                                         节选自天下奇人大作《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