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应《毛泽东艺术研究文献》系列采访而写

 提起这个话题，心情实在是太沉重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但是，那些心酸的往事，一提起来，就会止不住想掉眼泪。写它，就像又回到那个天天写检查，挨批斗的日子。

   我是个在这件事情上几次死里逃生，受尽磨难的人，现在我虽然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继续着我的美术创作，但是，翻开尘封的往事，还是不寒而栗。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去回忆那苦难的过去。

  应陈履生先生之邀，为了不忘记过去，“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说出这些，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今后再也不要回到那个可怕的年代。所以我答应了陈先生的邀请，同时，因为我的这些事情，陈履生先生也是目击者。即使我不说，他也会说。

  我1945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受到基督教的家庭影响，并且得到过良好的教育。1959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的图画专修科（5年制），后来该校，科改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由于该系的老师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徐悲鸿先生主持的中央大学艺术系留下来的。如傅抱石、陈之佛、吕斯百、黄显之、秦宣夫、后来又有留苏归来的徐明华等，所以当时的师资力量堪称全国一流。由于是师范院校，所以我们的知识面比较宽，第5年我选修了油画专业。任课老师是秦宣夫和徐明华。

我们这一届学生在校时间是1959--1964年，整风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在前，文化大革命在后。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政治运动，所以学习比较正常，虽然遇到3年“自然灾害”，生活上很艰苦，但是大家的学习都还是很用功的。老师们由于继承了徐悲鸿先生的教育方传统，对我们也非常严格，因此，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感激我的老师们，是他们，让我们在大学里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和比较全面的美的教育。班上我年龄最小。我学习很刻苦，各门功课都比较优秀，特别是文化理论课，从一年级开始到五年级，几乎都是最高的5分。专业课也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我还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参加了南师话剧团，经常和赵绪成，陈世光等同班同学一起演戏，说相声。我还曾经获得过南师全院诗歌朗诵比赛的第一名。

 1964 年毕业前夕，当时，我19周岁。真有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有点本事，可以出去大显身手了。殊不知，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我父亲是个小手工业者，被错划为了资本家，1981年后平反），我的大哥在台湾（台湾大学研究员），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江苏省最小的县---扬中县。这是一个长江中的小岛，人口只有23万。那里十分贫穷，文化封闭。当时国家规定，大学生必须先劳动一年才能分配工作，我先在生产队劳动了一年，在阶级教育展览会画了大部分的画。1965年分配在县文化馆当美工。我还去广播站当过播音员，帮宣传队排戏，自己也上台表演。由于当时搞美术的大学生全县只有我一个。我的工作也很出色，县委宣传部长对我十分赏识。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当年的9月5日，我因为家庭出身和有台湾关系以及对我绘画作品中的捕风捉影，造反派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写了3个月的检查。

    当年1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暂时得到了解放。社会上造反的声浪一浪接一浪，政府几乎陷于瘫痪。所有的学校放假闹革命，几乎所有的人都穿戴军装，戴着“红卫兵”袖套，大串联，忠字舞，大批评栏，“坏人”游街，剃阴阳头，大辩论，武斗。。。所有的单位，生产队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所有的商店全刷成了一片红色。真是全国一片狂热。几乎每个人都被卷入了这场大革命中，在此同时，对毛主席的热爱，忠于也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全国各地纷纷竖立起大型的毛主席雕塑和画像。而且越多越好。这些户外的画都是照着印刷品临摹复制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化馆造反派负责人就安排我去画大型毛主席像。说实话，以我长期受到的政治教育，我确实是内心充满了对党，对伟大领袖敬仰的。让我去画毛主席像，这是造反派对我的信任，我也乐于去画。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似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加上这是领导布置给我的政治任务。所以我丝毫不敢懈怠。

  从1967年初到1969年的5月，这2年多时间里，我总共在扬中地面上画了10幅巨幅的毛主席像。画像差不多是3层楼高，用油画颜料画在白铁皮或者高大的墙面上。毛主席的形象全是临摹，用打格子的办法，往大画面上放大。以我的基本功水平，这样的临摹。还是绰绰有余的。那时候我年轻，只有22岁，整天在脚手架上，上上下下虽然有点累，但是，忙得很高兴，只是夏天铁皮上被烤的滚烫，冬天在高空寒风吹的人直发抖。没有助手，没有一分钱的补贴。可是我还是非常乐意，因为这是我对伟大领袖热爱的表现，同时我也感激领导给我画画的机会。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每天听着脚手架下面群众对画的称赞和对我羡慕的目光，我很兴奋。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

哪知道，我辛辛苦苦画了这10张主席像，竟然给我带来了恶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69年5月6日早晨，文化系统开会，我突然被一声大喝，被几个造反派押上了舞台，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在一片口号声中我被反绑着双手，揪着头发，挂着打着XX 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吴锡安”的大牌子游了街。接着在汽车站挂牌站了半天。之后被关进了隔离室，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在一起。去食堂吃饭要集体由造反派押着，每人挂着报纸大的硬牌。

  第二天起，几百人的会场开始对我进行揭发批斗。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在毛主席画像上用极其恶毒的手段诅咒侮辱毛主席！县城的大街上也贴出了巨幅的大批判专栏。并且用粗大的字体，写上了砸烂吴锡安的狗头之类的大标语。在那个时候，这样的罪名可是死罪啊！我深知，我无法抗拒，因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如果承认了也是死路一条。可是，要我说自己是在画上做了什么文章，我也莫名其妙，交代什么呢？我怕他们把我打残废了，所以只有先承认了再说，我想，只要态度好，或许有个从宽处理。不吃皮肉之苦再说。

  一个月后，我被”从严“处理，关进了“文攻武卫”（看管更严的牢房）。我与一个副县长，一个水利局工程师，三个流氓偷窃的刑事犯关在一起。在肮脏的砖头地上阁个稻草铺，一天3顿稀饭。一星期才能吃几小块肉。里边个个面黄肌瘦。互相不许交谈，每天的任务是写检查，准备挨批斗。看书只能看毛选，而且只准看“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别了，司徒雷登”这两篇文章。在里边巡逻的都是戴柳条帽的造反派战士。稍微有点过错，就会被他们用棍子打一顿。   我被关在“文攻武卫”的牢房里一 年多。被造反派成年累月的批斗，挂牌子游街，罚做苦工。没有一 个人敢接近我。每次全县开万人批斗大会的时候，第一个是县委书记，我是最后一名，第13个，我旁边的是卫生局长。   我每个月生活费从44.50元被减成15元，一 年到头睡在泥地上，打的稻草铺。写不完的检查，批不完的斗。之后又在电影队“劳动改造”，推了3年独轮车，在广播站抬水泥电线杆一 年多。又在生产队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四五年。吃尽了苦头，我被彻底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行动的自由，更被剥夺了画画的权利。 我完全是无辜的，可是，在那个年代，到哪里去喊冤啊。

  在被关押期间，一天，我站在铁窗前，忽然看见窗外有几只小狗在阳光下欢快地打架，顿时泪流满面。真正体会到“乱世人不及太平犬”的滋味。

我当时17岁的弟弟，要去安徽插队落户，也因为家里许久没有我的消息，特地从上海到几百里外的扬中县来看我，与我告别，造反派把我押到传达室里，只准许我们说了3分钟话，也不准他住。他回到长江边时已经是傍晚，没有摆渡船，好不容易求船家度他过江。又在风雪交加中走了一夜，走了100多里地，才到了镇江。

   由于造反派几次对我说，你的疯狂罪行看来肯定是要判死刑的，但是，如果你态度好，也许可以判个无期或者15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多少次痛不欲生，我积攒了大量的安眠药打算自杀，。还有一次，我在生产队劳动，晚上在北风怒号的长江边不断的徘徊，后来被我们文化馆当过新四军的老馆长劝说了回去。他对我说，你只要清楚自己是清白的，事情总会弄明白。你应该坚信自己会有平反的一天。否则死了也是白死。以后，我就改变了做法，打死我也不承认。我几次危险被判处死刑，幸亏我坚决不承认，才拖了下来。我后来才知道，1973年的一次批斗会上，原来“军管组”准备给我个“从宽处理”，宣布“开除公职，戴现行反革命帽子，送生产队交群众监督劳动”的决定。由于我对毛主席画像问题的坚决否认。使军管组的同志觉得我的案子另有情况，这才使我起死回生。后来做了个“犯有严重错误”“特（务）嫌”的结论。暂时留文化馆交群众监督劳动。我的问题一直拖到1982年才彻底得到平反。整整被折磨了13年！在这些年里，我的前途毫无希望，我断绝了和亲朋好友，同学的联系，过去的朋友们见我都像看见麻风病人一样的躲避着我。巨大的打击使我痛不欲生，幸好我们文化馆的老馆长是个老新四军，在狱中，他教我辩证法，使我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坚信光明总有一 天会来到。

 这是保留下来的我在农村被监督劳动的照片，右一是我。

 

那时候，我真是经历了九死一 生，一 次，12月份的晚上，我在电影队跑片，被8条狗前后夹攻，围困在一 座近20公尺长的独木桥上，达20分钟之久。最后，我不得不从桥上跳下结着薄冰的河里。身上的内外全都湿透了。幸亏《红灯记》的影片没有湿。就这样，我耽误了革命群众看革命电影20分钟，要不是电影队长仗义执言，我第二天准得挨批斗。

    有一 次，冬天晚上跑片，遇到了迷信的说法：碰到了“鬼打墙”，我在白天早就熟悉的地方绕来绕去，怎么也走不出那个地方，最后，竟会陷进一 个臭泥塘里，幸好我飞快地把样板戏的电影胶片扔到了干稻田里，自己拉住了河边的一 棵小树，才免于灭顶之灾，臭稀泥已经没到了我的颈子，好不容易上来以后，我只好把衣服全部脱了，在冰凉的河水里洗了澡，又穿上了冰凉的湿衣服，最后，总算把片子送到了目的地。可老百姓等不到我，电影早已提前散场了。

    还有一 次，我和另一 个人一 起运11米的水泥杆子，我在前边拉纤，后面的人不慎把板车推的太靠近河边，于是，我突然被近一 吨重的水泥车拖下近10公尺深的河堤，要不是我连滚带爬爬得快，我早被水泥车碾扁了。

 

     1974年的照片,我想我不能死,我要看到自己被平反昭雪的一 天,可是,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把我摧残得几乎是奄奄一 息. 年轻人,你们看看,这就是一 个人身心极度疲惫的真实写照. 当时, 我瘦得只有103斤.

   

 这时候,当地医院又诊断我得了"世界上罕见的心脏病",叫我至少绝对卧床休息3个月!这对我可是一 个巨大的打击啊.我真的病倒了,我觉得我要完蛋了.胸口也一 直觉得好痛,3 个月以后,我到上海市级医院检查,一 切正常.回去检查,也一 切正常.后来医院告之,因为当时电力不正常,心电图的机器也不正常,所以误疹了.哇!没有有心脏病也要给它吓出心脏病来了.

 

现在的大学生多得不希奇,可那个时候,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一 个人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一 下子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过了十多年冤曲和被人仇视的日子,几乎天天被人无缘无鼓地打骂,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没有书和电视看,没有一 个女孩子敢接近我,过了10个爱情的荒年[21岁-31岁],我多少次想到了自杀,因为当时大家都看不到生活还有任何的希望.

     到了1974年，由于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只因为我曾和在台湾的哥哥通过信，于是，我被做了特[务]嫌[疑]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内部控制使用。事情是要做的，但是，不被组织上信任。那些造反派仍旧时不时的看住我,尽找我的岔子. 一 点小事,就要"上纲上线".

    21岁到31岁,是一 个人最宝贵的时光,却是我最悲惨的岁月.我被人们当做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每天听到的全是对我的咒骂和"声讨",父亲和我一 样被斗争,弟妹们都"上山下乡"去了,[他们都只有十五、六岁啊!]没有书读.运动一 年接一 年,年龄一 年大一 年,看不到希望,我唯一 知道的就是要实事求是,对冤枉我的指控,打死我也不能"承认",如果我挺不过来,说不定我早就被枪毙了.    由于失眠，长期服用安眠药，我的记忆力大为减退。劳累过度，得了好几种病，过了多年，练了气功才逐渐好转。

这时候，有一 个中学生不避嫌疑，到我这里偷偷的来学画，虽然我多年不画，业务荒疏了，但是我见他极有才气，就尽我的最大能力教他，他就是现在全国非常著名的美术理论家，画家陈履生。此人人品，艺品俱高，我与他真是有缘，我的儿子后来成了他的研究生，也是他儿子的英语辅导员

 

那么，我画的毛主席像上究竟有什么问题呢？造反派究竟怀疑的是什么呢？

当时，造反派拼命穷追我的，是认为我在这些画像上暗藏了许多诅咒的图形。不但是要我说出是什么，而且逼我承认。我当然猜不出来他们捕风捉影的是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我只能顺着造反派的诱供瞎猜。但是一次也没有蒙对。我瞎蒙的内容，又作为我新的罪证。直到2 年以后，才有人告诉我，他们的怀疑。我听了吓得混身发抖，真是不寒而栗。

一。《毛主席去安源》：

1。，由于白铁皮不平，在地面往上看去，在毛主席的额头正中部分有一月芽形的凹洼，，这部分离开地面大约有10公尺左右。他们怀疑我是给毛主席画了个“紧箍咒”。

2。刘春华先生的原作印刷品上，左下角有一丛小树，画得比较松，我是用大刷子画的。由于此处离观众距离近，他们就怀疑我画的是地雷爆炸。而且说里边有死人骨头。

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招手》：这是一张毛主席穿中山装的照片，右手上举，太阳的影子投在主席的胸上。左边小，右边大，在右边中山装口袋上方有两条斜的向上的衣折，（像狗耳朵）加上中山装上有一个纽扣（*像眼睛）。于是在主席的胸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狗头！

此画后来我去书店看了一下那张印刷品，果然有点像！

三。《毛主席穿军装像》：这是一张两块大白铁皮接起来的画像，公社领导指名要画的。由于脸很大，必须画在正中，这样，脸的中间就会出现铁皮的接缝。工人们用柏油把那条接缝泥上。我也没有这样的知识，画好以后很好，时间一长，柏油从油画颜料下面渗透出来，渐渐的就在毛主席脸上出现了一条黑色。造反派把这也算在我账上。

四。《有向日葵的毛主席像》

1。这是一幅画在公安局门口石灰墙上的画，是别人画的，由于技术上有问题，画的不太像，造反派要我去改一下。画不太高，我用长木梯子可以够得到。由于石灰墙不牢，木梯在主席下巴那颗痣旁边压出了个不太明显的印子。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可等到我被抓进去后。这就成了我攻击领袖的证据了。

2。有人更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把头倒过来看，竟然在毛主席身后的十几朵向日葵里面发现了一个“邓小平的头”，虎视耽耽的看着前面的毛主席！

五。《黑镜框事件》

1965年，我在布置文化馆阅览室的时候，把一些美术作品放在镜框里挂到墙上，为了衬托画面，我用黑色卡纸做底，这在当时也是正常的。其中有一张蔡亮画的《毛主席与小战士在一起》的油画，一张石鲁画的《转战南北》。造反派就揭发我是在主席画像外面加了黑框，是诅咒毛主席。

这些主席像，镇江地区军管会特地派人当作大案、要案来拍了照片，扬中的军管会团首长多次在大会上点名一定要严查严办。

这样的问题，只要有一个就足够枪毙了，难怪我即使态度再好也没有用。对我的审查时间特别长，惩罚也特别重，现在想来，我不怪所有的人都恨我，在人人都热爱毛主席的年代，谁都会把它当成是一系列重大的反革命案件来看的。

文革以后,我才知道,我大学里有2个高我几班的同学,也都是因为画毛主席像的事被逼自杀了. 一个叫经绍伦，另一个高我一班的叫徐光耀。他们都是因为如下的原因：领导上有人觉得毛主席的眼睛高光画得不够亮，叫他们把高光画的要发亮。于是他们特发奇想，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按了两颗图钉。这一下子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说都说不清。自杀了。另有一 个同班同学南通的戴鑫，分配在南通日报，一天晚上值夜班，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文章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被排版工人把铅字错排成“祝毛主席无寿无疆”。他做校对没有看出来，报纸连夜发到了群众手上。有人告诉了他，他吓坏了，第二天带着老婆孩子到报社门口的毛主席像前跪了一整天，以后就疯了,到现在40年了，还没有好. 

1975年，我曾经遇到我在南京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他说同学们对我的事情都知道了。经常在南京的街头枪毙人的布告栏注意看，有没有我的名字。

我真是做了一场极其恐怖的恶梦。

1976年，文革结束。全国人民迎来了春天，过了几年，我的政治问题也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由于我在那个小岛上实在呆不下去，33岁时，就在离上海最近的太仓安了家。调到太仓县文化馆。工作也安定了。.我下决心要把被耽误了的时间追回来，日以继夜的苦练基本功，积极创作。 近30年来，也获得了许多有一 定分量的奖状。如中国艺术节的入选证等。加入了省美术家协会，评上了高级职称。我的辞条入编《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中国专家大词典》,作品被选入了《中国美术选集》。 我长期生活在江南的小县城里，当然当不了大画家。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努力了，

  

  已经是全国著名大学者的陈履生，没有忘记我这个启蒙老师，还经常常来看我，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

 

                      

 

 尽管我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是,我觉得,只要能挺过来,就是个好男人.眼光要看着前面,光会埋怨社会,埋怨命运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出息的.一 个男人,坚强与毅力,自信心与责任心是最重要的.

       我绝对没有想"煽情"的意思,其实,那个年代,比我还苦的人,大有人在,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含恨自尽,有多少老干部,老将军被整死了,而武斗死掉的小青年又何至成千上万!   这是一 段完全真实的历史!  所以,年纪大一 点的人,多数不太愿意回忆这段历史.,想起来,多数人都很伤感,我呢,比比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可哀怨的了.向前看吧!

    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人，会对那段历史大唱赞歌？也许他没有吃过我这样的苦吧。

   痛定思痛，许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

   我，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20岁出头的小青年，有什么可能去反党，反社会主义，特别是去用恶毒的手段去侮辱毛主席呢？他们是联系到我的家庭出身，有台湾关系，受的又是封、资、修教育，得出了我的作案动机。

    在这场大革命中，毛主席被神化了。有人不小心把毛主席的石膏像打碎了，也会吓的发了疯。只要你的家庭成分不好，就可以将其联系起来。立刻就大祸临头。

    有人说，你那时候不去画主席像不就没事了吗？你已经有过被隔离审查的经历，为什么还要去接触政治呢？

    一是我当时只有22岁，没有社会和政治经验。二是在人人都争相表现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社会里，生怕自己被别人认为是不突出政治。特别像我这样的家庭出生，已经受过了冲击的人，更是想表现得积极一点，才能被社会所接纳。尤其是看到许多美术工作者，包括我的许多大学同学都在画，我自己对此也非常自信，觉得放大，临摹真是小菜一碟，展示和表现的欲望使我跃跃欲试。画了一张以后，得到群众和造反派领导一致的称赞。于是就放心大胆的继续画。而且，这也是文革期间唯一能够继续接触画画的途径。因为当时，什么山水，花鸟，风景都不敢画，有人画了，就说你是封、资、修。我想，这也是当时年轻美术工作者普遍的心态。

    在人人自危，人人都想表现得自己是革命的社会里，大家都对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十分敏感。政治嗅觉也特别灵敏。捕风捉影，“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被认为是革命的表现，有人画齿轮被人数出了是12个齿，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甚至在人民币的图案上，都曾经有人发现过“反动的字样”。

   那么除了时代与历史对我不公以外，我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呢？我后来觉悟到：一 个有才能的年轻人，初出茅庐，要注意不要锋芒毕露，不要去做别人权利范围内的事情，特别是应该尊重周围的老同志。你把别人家的饭碗都抢了，别人怎么会没有想法呢？正因为如此，一 到文化大革命，本单位的一 些人就把我往死里整，把平时的妒恨狠狠地发泄了出来。[其他单位的同志对我就很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一 生中最惨痛的教训。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引以为鉴。

   俱往已，我相信历史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忘记，就必然会重演！

 

       本文应《毛泽东艺术研究文献》而写，本人已去北京接受有关媒体的采访并录象。我知道的还有刘春华（《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沈尧伊、林岗等先生也已经接受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