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我国ＧＤＰ增长１０．７％。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博士。

谈宏观经济不能不看就业形势

中国经济时报：观察宏观经济运行，一般要看增长速度，看国民收入，看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以及失业率，您觉得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就业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当时研究失业问题而为主要对象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ＧＤＰ增长１０．７％，消费物价增长１．４％，劳动力闲置率１５．７７％。我给你看一张表：（见表）

这个表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将１９９０年城镇就业视为正常就业水平，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根据城镇人口从业率加１９９０年时２．５％的登记失业率，推算得出真实的城镇劳动力闲置率。

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４８％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２２％；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３０％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在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３０∶７０，正常的下限是３５∶６５，但我国是４５∶５５。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充分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普遍有钱而因社会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费，而是劳动就业严重不足和工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以及将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出口于国外拉动的。

中国经济时报：国内需求不足，消费偏冷，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低。投资率高，并不意味着可以给老百姓增加收入。

周天勇：是的。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分配率高，规模会越来越大，劳动和人民群众的分配率相对就低。因为国民生产增加值从收入分配讲，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国家分配的多，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劳动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确保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又保证企业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现象，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这一点从数字上可以印证。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７％。２００６年１—１１月工业企业利润１６５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７％；财政收入增长２５％；而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１４％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６％。为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很快，而我们高速增长也近３０年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原因在于他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推动的，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多，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我们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的宏观经济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吗？

周天勇：由于创业萧条，劳动力闲置严重，国内以劳动者收入为基础增长的需求严重不足，实体经济方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不大，但是，股市和房地产等经济发生严重泡沫的可能性很大。从国内消费品供给看，存在着过剩的苗头。２００６年前１１个月除了居住类价格和粮价上涨较为明显外，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以及文化用品类价格涨幅都有所回落，表明产能过剩日益显现；从工业企业产成品层面看，２００６年５月以来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增速加快，表明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加快，产能过剩矛盾可能加剧。事实上，随着近几年新建扩建产能陆续投产，同时落后的生产能力退出缓慢，产能过剩矛盾有加剧趋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股市和房地产等经济的泡沫会强劲增加。由于居民资产从事创业活动受到政府各部门注册准入、收费罚款、繁多执法、吃拿卡要、各环节公关等限制，有钱只能去投资股市或者房地产，在房地产受到宏观调控的情况下，股市的泡沫会大增；２００７年如果股市下落，房地产的投资压力又会增大，房地产泡沫会再起。

我要强调的是，由于统计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４．２％与实际劳动力闲置情况相去甚远，作为一种工作的标志来看，各地领导工作的重心并不重视就业这一民生，实际上并不是重中之重。比如在通过鼓励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增加财政收入，与减少收费罚款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方面取舍，绝大部分地方政府肯定会将工作重心放在前者上面，而不是后者。在工作和政策上因财政体制，不可能花大力气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而经济上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招商引资，上大企业上项目，推进城市和交通建设，扩大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如何能使地方领导重视就业这样的关系到老百姓民生的问题，从考核地方领导指标和当地老百姓对领导的评价和问责及罢免方面可能需要由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是宏观经济运行扩大就业中必须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扩大消费和解决就业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扩大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根本途径在哪里﹖并且战略上怎样考虑，才能解决中国忧心的就业问题？

周天勇：消费的最大和最基础的潜力是增加就业，国内消费扩大，才能改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的格局。根据我的计算，２００５年城镇劳动者年平均报酬１８２００元，２００６年如果真实闲置率降低到５％，有３８１４万劳动力工作，按照年平均１４０００元计算，劳动报酬总收入为５３３９亿元；如果城乡鼓励创业，能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１亿剩余劳动力有５０％务工，年平均收入达到１００００元，劳动者总收入为５０００亿，两项相加１０３３９亿；由于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消费率较高，假定为８０％，经济学上的消费乘数一般为２．５％，则国内消费增加２０６７８亿元。假定劳动者投入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有替代作用，而２０万左右的ＧＤＰ总量不变，则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会调整到６５∶３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我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化。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钱少和没有钱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才是有钱不敢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都可以吸纳就业，但在数量上差别极大。

周天勇：由于党政事业单位在精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在总体上减少用工，特大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容纳不了多少就业劳动力，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是大量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解决我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９０％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才能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际上的规律是：一国９６％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６５％—８０％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范围在９—１５人左右；发达国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为４５—５５个左右。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就业越来越难的关键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增长缓慢。数字显示，２００５年城镇总就业劳动力为２７３３１万人。过去国家工商局一直公布称中国企业数量在８００万左右。２００５年经济普查表明２００４年法人企业只有３２５万家。后来国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国２００５年有３５０万法人企业。２００５年中国如果按照３５０万个法人企业计算，每千人只有２．７个企业；党政社团事业单位就业的４０００万左右，党政社团就业的非编制人员２０００万左右，企业中就业的人数１８５５３万人，平均每个法人企业５３人。如果按照国家工商局最近又调整的数据近８００万个企业计算，则为每千人６个，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４５—５５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千人２０—３０个企业的水平。如果是８００万个，中国平均每个企业就业规模为２３人。实际上，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它们，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变成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结构转型期一样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失业率才能降低，而且劳动力的工资也会增长较快。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有学者认为，只有政府的再分配才能使收入分配公平；还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另外还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造成的。您的观点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只有鼓励创业扩大就业，才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规模，才能从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转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保障、财政福利拉美各国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是特大、大型企业多，而微型、中小企业少，失业率高的拉美各国；失业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日韩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它们的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严重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问题，其基尼系数并不呈倒Ｕ型变化，还发生了劳动力不够用的现象，台湾的基尼系数在结构转型中间比转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低，即呈正Ｕ型变动，关键是它们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要比拉美和中国大陆多得多。

中国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多的浙江温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数最高的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最少的贵州。关键在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多，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相对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才能得到改观。否则，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多，再想什么办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变。

另外需要说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只有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劳动要素，相对降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来，第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资源消耗也才能减少，增长方式才能得到调整。也只有鼓励农村、集镇和县城市创业和扩大就业，才能改变劳动力在全国东西大流动，特别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动的困局。

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创业意愿低，农民是中国创业的主体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的创业者主要是哪些人？

周天勇：在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很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中国目前，包括未来，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美国大学生毕业的创业率为２０％；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不到１％；在有关问卷调查中，城市中农民工如果有５万元以上的本钱，要创业的６５％，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５万元钱创业的不到５％；通过调查数据看：中国９０％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者的９０％以上是农民。

这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就业要通过创业解决。假如４５０万大学生中有１０％创业，年增加５０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１０人，可以解决５００万人；再假如还有其他创业有５０万个，再解决５００万人就业；如果每年再有２００万人从事个体经营，可以解决近４００万人就业；仅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可以解决年需要就业劳动力的５８．３％，再加上非个体和企业就业，以及外资企业，国内特大和大型企业就业，以及社团等社会就业，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鼓励创业。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夺利

中国经济时报：看来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大规模减少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那么，如何管住政府的审批、执法和收费？

周天勇：一要立法要民主化，部门法规和条例也要通过人大审查；第二，任何行政性，包括准行政性的收费是政府向人民收钱，需要人民同意，因此，任何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两院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都需要人大的批准；第三，各地人大、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制止、检查、审计工商、质监、交通、医药食品监督、检察院、法院、城管、交警等收费罚款单位的办公楼、暗的福利性住宅的建设，因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部门搞豪华办公楼、豪华车等到引起的；第四，人大应该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能设立机构，而不给预算，或者不给够预算，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第五，近期，人大应当组织力量对对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公路收费、食品医药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收费、罚款项目和支出结构，进行清理，进行审查，逐步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由财政全额供养起来；第六，尊重劳动者权利，对一般的个体户不再进行登记，实行备案制，放宽个体、微型经营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空间。

一个悲观的预测

中国经济时报：您说的关键建议实现起来难度较大，涉及政府一些部门利益的政策，如果受到阻力，不能出台和实施会怎样呢？

周天勇：如果是这样，我给出一个悲观的预测：２００７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宽目前对个体、微型经营的限制（国外大部分国家个体劳动根本不用注册登记，并且许多国家１／３的企业是非登记企业），如果政府还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将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由财政供养而放开和暗中鼓励他们去收费和罚款，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际上融不到资，仅仅靠对下岗职工、复员军人等个别和短期的优惠，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较理想地扩大就业，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根本不可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不可能不依赖于出口（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如果限制出口，国内生产将过剩，将会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也根本不可能将贸易顺差降低下来；如果增长还是依赖于资本、资源而不是劳动，产业结构中以劳动和知识为主要要素的产业发展不起来，污染和资源消耗根本不可能降低下来，增长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如果小城镇、县城的收费和罚款占到地方财政的５０％以上，不能减少，农村劳动力不能就地创业、就业和转移，只能千里迢迢，居无定所，大规模向北京、上海、广州等这样的城市流动，造成交通紧张、大城市拥挤、流动人口犯罪、老后返乡而无地无保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报v

多年以前，我曾去美国求学。在去之前，我想象中的美国经济非常发达，大部分人都从事高科技工作。然而，美国民众的平凡令我大吃一惊。大部分人都在从事非常普通的工作，如食品杂货店主、司机、老师，他们并不见得比上海人更有效率。事实上，我发现亚洲店员的工作效率是高于美国同行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亚洲呢？

另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在美国享有充分的自由。我至今还记得和我另一名来自陕西的中国学生聊天。他说：“这地方真奇怪，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回答说：“你是自由的，尽情享受人生吧。”当时我只是随口一说，并不确知自由的真正含义。后来时间长了，我才慢慢体会到个人自由对美国的繁荣有多么重要。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政府行为对他们的民众实质上都是不利的。而在美国，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极大限制，从而使美国政府的负面影响得到了减弱。美国政府官员就好像公司雇员，而不享有特权。美国政府的权力非常分散，联邦政府秉持三权分立的原则，地方政府亦三权分立并独立于联邦政府。

除了制度化的政府结构和多元化的权力分配以外，权力还下放到了一些持有执照的专业人才手中。比如，会计师在金融业中就有极大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又受到同行竞争的限制，多重政府机构的约束足以保证他们的廉洁。律师、法官、医生、教师、演员等，都通过他们的专业许可技能对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分权是人人可以享受充分自由的原因。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的权力结构更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总统是国家的最高官员，对外交政策有很大的权力，但在国内的权力相当有限。这就是美国总统对外交政策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这种制衡的政治系统是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再好的制度也可以被颠覆。以菲律宾为例，它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其政治系统和美国类似。但是，它却被少数几个家族垄断了政治数十年，其经济体制非常落后，以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依靠在国外工作的人赚取的外汇。即使是在推翻马科斯以后，菲律宾的民主选举也只是让权力在同一组织的不同人之间交替。从菲律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好的制度未必能够被付诸实践。

除了制度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群众行动主义”(popular activism)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有数不胜数的非政府组织，如学校里的家长教师协会(PTA)、扶轮社(Rotary Club)这样的白领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宗教组织。美国人恐怕是全世界最喜欢参加非政府组织的了，宗教尤其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超过60%的美国人都属于某个宗教组织。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有在伊斯兰教国家，宗教的影响力才如此之大。

1831年，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走遍了整个美国。他有感于这种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即撰写了《美国的民主》一书来记录这一不寻常的景象。因为在当时由皇室贵族所主宰的欧洲国家，普通民众仰视这些贵族，甘心受其领导，所以托克维尔会吃惊于普通美国人对国家的重大影响。

群众行动主义的盛行是美国得以繁荣的最重要因素。有了它，从坏制度中都可以诞生出好制度；没有它，好制度也可能沦为坏制度。只有足够的人关心并且肯花时间去维持，一个好制度才能持续存在并。而把领导权交给贵族的政府，一定不是一个好政府。

很难看出全民运动的起源，它或许是来自美国独特的发展方式。在美国的扩张过程中，边境城市必须奋力打拼才能求得生存，于是组织良好的城市生存了下来，反之则消失。民众对市政管理的普遍参与很可能是美国城镇得以存在的最重要因素。

不过，制衡的政治系统和盛行的群众行动主义，仍不足以使美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有着很丰富的天然资源。美国从无限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起家。在中西部，肥沃的黑土地不需要灌溉就能长出好庄稼。土地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房价还不到家庭年收入的四倍，只相当于亚洲房价的一半。

除了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民众一直有足够的食物、住房和土地。美国人之间在经济上比的是谁生活得更好，而不用担心不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这样，物质的富有阻止了极端组织的形成。我们看到，极端组织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有着一定的势力，但美国却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美国人十分狭隘。尽管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并且经常在军事上插手别国事务，但大多数美国人对世界都相当无知。我曾经亲身体验过这种无知。

有一年夏天，我驾车经过纽约州北部，当时已经接近午夜，我筋疲力尽地寻找着旅店。我发现左边的小镇上有家旅店，于是我做了一个U型的转弯，朝那里开去。突然，警笛响起，警灯闪烁，有人通过扩音器命令我停下来。我知道在那里U型转弯是违规的，但当时已是午夜，且周围一辆车都没有。我注意到有十辆警车在我身后闪着警灯，警察对这么小的交通违规行为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实在很不正常。

我走下车，一个州警察命令我走直线来看我有没有喝醉，其他警察则到我的车里检查。一大串问题过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我的错——我是一个外国学生，但身上没有带护照。

“我们抓到你啦。”一个警察叫道，“你违法了，我们要逮捕你。”

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常常会看到那种有小隔间，并且用木头栅栏把囚犯和警察隔开的小镇监狱。我的监狱隔间就是这样。那个逮捕我的警察就坐在隔间的外面。他是个瘦高的家伙，并且说起话来和好莱坞电影里那些小镇上的警察一模一样。我很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州警察在办我的案子，同时怀疑有什么不祥的事情。于是我尝试着和那个警察攀谈起来。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中国。

“中国？在哪里？是在越南吗？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越南打过两年仗。”他吹嘘道。

这家伙在越南打了两年仗，并且认为中国是越南的一部分。我真怕这家伙对越南怀有刻骨仇恨，并把账算在我头上。

“你要知道，越南在地图上看起来像一条带子，它的北部有一片很庞大的地区，那就是中国。中国并不是越南的一部分。”我抗议道。

“这很有趣。但你看起来很像越南人。”他回答道。

那时候，我和越南人毫无相像之处。在好莱坞电影里，小镇警察有时会诬陷好人，把他们关起来以索取好处。我想我可能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因此我竭尽所能向他解释中国人和越南人的区别。

“听起来有点道理。”他听我解释了一阵之后说道，“你看起来不像毒贩！”

听到毒贩二字，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意识到情况比看起来像越南人更加严峻。

“告诉你吧，联邦调查局通知我们，一个亚洲人不久会携带大量可卡因从加拿大来到这里。我们都很兴奋，寻找这个亚洲人已经三天了。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你，我们跟踪你很长时间了。”

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在外交政策上犯下严重的错误。

大多数欧洲人和亚洲人认为，入侵伊拉克将是一场灾难。在美国，一小撮鼓吹伊拉克战争的人摆出的理由不堪一击。而美国人之所以接受这些论调，就是因为他们对更为广袤的世界一无所知。外交即是一个很容易被少数精英所误导的领域，其所导向的方向并不一定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

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是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大多数人都把美国和高科技联系到一起。人们认为美国社会能给科学家和工程师很高的回报。但这种假想与事实相差甚远。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美国的报酬十分微薄，而过得好的是那些懂得如何推销自己的人。大多数公司领导都是MBA或者职业律师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位置，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玩商场游戏。公司领导人都会给自己很高的报酬，但很少有人真正对公司做出重大贡献，当然，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是个例外，他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

在美国大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他们所在的公司领导平庸、缺乏效率，但仍然在全球拥有良好的业绩。对此，规模经济也许是最好的解释。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美国国内，业务可以大规模地扩张，当它融入全球经济时，就比其他国家的公司更有效率。例如在服务业方面，美国公司通常都大得惊人，而规模就是王道，要想打垮一家大公司是很不容易的。

反智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成本。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30年中，美国的汽车公司依赖营销手段而非良好的技术和质量来提高销售额。底特律汽车公司的总裁只对短期利润而非长期竞争力感兴趣。而日本公司恰恰相反，他们积极地投资于研发。美国的汽车工业正在萎缩，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尚不明朗。但是，这些公司收入丰厚的老总们是不会从自己的口袋里退回一分钱的。这个例子表明，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成本，企业精英们缺乏投资于长期收益的兴趣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尽管美国社会反智主义盛行，它依然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看到学生们头上戴着照相机，他们是媒体实验室的先驱并开创了互联网。我当时以为他们疯了，但他们改变了世界，甚至向我这样的人出售新股。我们赔了钱，而他们却变得富有。看看现在谁是傻子吧！

反智主义和创造性之间看似存在的矛盾其实并不难解释。美国社会是分散化和个人主义的。那些寻求创新的人在美国能够获得比在其他地方更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我给本科生授课，发现他们的平均数学水平与这样一所技术型的大学并不相称。但是，当我攻读数学博士课程的时候，尽管班里大部分是外国学生，但名列前茅的依然是美国人。

美国人创造性的关键是个人自由，而不是迫使学生好好学习的社会压力。因此，美国在能力分布上存在着“肥尾”(fat-tail)现象。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拥有很好的技能，但是很多人——尽管只在总人口中占很小的一部分——却非常优秀并且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他们使得美国在技术和科学上不断进步。

尽管美国社会崇尚个人主义，但美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融入社会、与他人一致的愿望。这种愿望可能来源于美国的殖民根基。大部分欧洲移民者来自于社会的底层，并希望成为一个全新的、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将这一点体现在了宪法的口号上。同样，美国公司的雇员对他们上司的话言听计从，并时常重复公司庸俗的口号。不过，我提到过规模是美国公司最重要的优势，而雇员的忠诚度则是第二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领导平庸，美国公司依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这种融入社会的愿望对做大生意来说，是个很好的文化特征，但它也可能导致政治上危险的摆动。少数精英可能将美国民众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9.11”之后，美国民众十分担心自己的安全。有人就利用美国人对世界的无知，在他们的安全与伊拉克之间捏造出了一种错误的联系。

美国社会的安全阀是它的自我纠正能力。当社会无论是由于少数精英的误导还是惯性而走向错误的方向时，就会出现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自由主义会将社会推向相反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社会在经过内战并摆脱了奴隶制之后，始终能够和平地解决国内问题。

我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就是想说明美国社会是如何运作，并对压力做出反应的。这可能有助于你预测美国社会对于未来两大挑战的反应：第一，如何从伊拉克抽身；第二，如何应付急剧上升的医疗费用。(《财经》杂志)

节选自:    谢国忠:美国大变革 经济衰退可能引发民粹主义 

http://money.163.com/07/0207/09/36NHJNAD002525CJ.html 

　　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大约30年间，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判断和悲观论调一直都是同时并存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指标，中国经济总量在1978年开始改革时仅占世界的3%，这一比例在最近几年已经上升到了13%左右。乐观主义者相信，如果目前的增长趋势持续下去，到2030年中国就有可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悲观主义者则从来没有间断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疑问，同时还一再预言中国经济将很快走向硬着落甚至崩溃。

　　这两种对中国经济未来截然不同的判断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只是它们所侧重反映的是同一个经济过程的不同方面。

　　笔者认为，两个方面的因素推动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的高速增长。一是在最终产品市场引入了市场机制，并改善了对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这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二是在要素市场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了生产成本、创造了超额利润，由此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两个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国经济在改革期间的超常繁荣，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提供一个对中国经济前景较为完整和客观的判断。

　　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着重试图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由市场决定产品价格和给经济个体提高自主权、增加经济激励。这一政策意图清晰地反映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实施的经济责任制、承包制以及后来的股份制改造等，同时实行的开放政策也稳步地降低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扭曲。现在回过头来看，产品部门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之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机制。

　　然而，中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超常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只占美国的3%，马来西亚的26%或泰国的57%。一般的解释是中国农村仍然存在庞大的过剩劳动力，是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的结果。但笔者以为，继续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租”。过去十几年来，大量的农民进城就业，形成了约1.5亿的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农民工。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不管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多长时间，都很难改变农民工的身份，他们无法在城市定居，不能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服务（如子女教育和养老等）。在同一个企业，农民工的收入往往只有拥有城市户口职员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少。

　　即使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也是偏低的。如果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则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值得指出的是，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估计主要依据城市正规部门的资料，实际劳动力边际成本，也即农民工成本可能远低于官方数据。

　　资本成本过低更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名义GDP的长期增长潜力在亚洲是最高的，超过10%，但五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在亚洲则处于最低水平，不到3%。同时，人民币汇率明显低估，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快速扩张，但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却下降了66%。资本价格偏低有多方面的原因，资本账户管制使得巨额储蓄和大量外来资本只能在国内流转，资本市场不发达又使得老百姓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同时，政府在银行体系不够健全的前提下直接调控存贷利率。最后，出于保障出口增长的需要，决策当局不愿意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要素市场扭曲，也明显地反映在能源和土地价格上。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政府基本上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价格。提供廉价土地使用权，是各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吸引外来投资的手段。另外，缺乏严格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在经济改革的初期以及当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很少考虑污染治理，目前的发展通常是以延后环境治理的成本为代价的。换句话说，目前企业的盈利中包含了本应由子孙后代享受的好处。

　　上述成本扭曲现象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一点，与各级政府部门高度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关。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十分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他们政绩的评价和下一步升迁的机会。理性的决策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起码8%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能遏制社会矛盾的快速恶化、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避免出现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防范形成新的银行不良贷款。直到最近，GDP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经济统计中最为重要的指标。

　　其实，通过压低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在中国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为了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实现工业超额利润以用于再投资。当时在农村执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廉价农产品既降低了工业原材料成本，也为城市实行低工资政策提供了条件。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执行，又在农村强制建立了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取消了农产品自由市场，并通过户口制度限制劳动力流动。

　　事实证明，通过扭曲成本支持经济增长的策略，在计划经济年代并不成功。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为降低生产成本的做法显得很成功呢？笔者分析，主要是因为经济环境以及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单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经济主体不但有决策自主权，更有充分的经济激励；二是产品交易已经完全市场化，尤其是出口的发展更支持了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些决定了在成本扭曲的前提下，要素能够按照市场供求状况得到相对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但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一些明显的问题。

　　第一，投资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为直接的途径，更何况经营利润普遍较为可观，这中国投资持续高烧不退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扭曲的成本会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增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

　　第三，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大部分老百姓由于被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而获益有限，也使收入不平等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消费者的信心边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显著改善。

　　第四，由于资本和部分资源价格偏低，经济活动也可能不断提高对这些要素的依赖，同时也容易造成浪费现象。

　　最后，环境污染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在所有的结构性问题中，对环境的破坏可能是最难以弥补和改善的。■()
　　
作者分别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区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意见

    是极端困难的政策话题。农民贫困的国家，说要改善的随处都说，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但有谁真的办到呢？今天农民生活过得不错的国家，农民的生活没有真的悲惨过。不愚蠢地约束农产品进口，农民的人均土地只一亩多，上帝也恐怕救之不易。华中张培刚大哥六十年前在哈佛获奖的博士论文，指出农业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所在。当然对，可惜大哥当年的大声疾呼如石沉大海。近十年来有转机了，大哥可以告慰，但农民的生活可否一般地达到小康之家，还是个大问号。

    扶助农民或贫民不容易。赈济、补贴等往往长贫难顾，不容易鼓励他们自力更生，况且这些「慈善」措施，开了头不容易收回来。多建公路，鼓励农村发展工业，提供教育与文化水平，可以做，应该做，但效果多半不足够。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以这些算得上是「正性扶贫」的方法把农民的生活大幅地搞上去。今天北京有钱，可以大花一笔扶农，也打算这样做。他们下注显得小心谨慎。不久前读报道，说北京选数十条格外贫困的村落，给每村一笔钱（记不清楚，不多的），让他们自己选择怎样花，看看效果如何。这是投石问路，不坏。扶贫工作的陷阱屈指难算。

    要改进农民的生活水平，六十多年前作小孩子时我就听到，老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回顾历史，中国农民的故事永远是悲剧。近代最悲的故事有五十年代后期兴起的人民公社，与早一百年的太平天国，是内战，据说农民死了三千万。纵观世界，资源局限与中国类同的，没有一处农民生活得好。是多么令人失望的经验。

    奇迹终于出现了，大约六年前开始的，地点是中国。近三年这奇迹来得清楚，令我舒一口气。有不少实例支持：成熟了的荷兰豆因为工资过高而没有人采摘；较差的农地被弃置；农业雇用农工开始盛行；机械耕耘代替牛力，等等。最明显有两项。其一是民工荒在珠三角一带来得严重；其二是苏、浙一带，三年多前农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币三百，今天五百也不易找到。那些说中国进入世贸后农民更苦的言论，要不是刻意中伤，皆胡说八道也。

    还有不少支持农民生活开始跃升的例子。三年前近于市镇的农地每亩年租大约二百五十，今天是四百多——农民工资上升后如是，反映着农产品之价上升了不少。实地调查，我喜欢用推论（infer）的方法，认为最可靠。两年多前，为了摄影在国内到处跑，凡到农村我必定细看，跟农民聊天，然后draw inference，没有一次不支持他们的生活正在上升的看法。

    大有改进不等于足够。正相反，这改进是好势头，鼓励我们顺水推舟，把握着这机会把农民的生活大手推上去。有机会成功吗？很难说。这势头是史无先例的发展，是个现象，推不上去就让天下同声一哭吧。

    让我们冷静下来，细想为什么上述的势头奇迹地出现了。两个原因是明确的。其一是我多次提及而又作过深入分析的中国地区的激烈竞争制度。在那土地使用分成的局限下，人手不足土地不值钱，于是，县与县之间竞争招商，也迫着竞争招工。加上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民转到工业去发展得好。外间报道下岗工人多，其实是转工频频，另谋高就也。不久前带一位在东莞设厂的朋友到长三角参观工业区，他看得仔细，说：「这里是厂家天堂，因为见不到工厂的门前贴着招工告示。」其实长三角招工也不易，只是没有珠三角那样紧张罢了。

    其二是朱镕基时代推出的货币制度，上苍保佑，发展为人民币的币值在国际上偏低，成为世界第一强币。二十多年前开放改革之初，有谁想到人民币会变得那样强劲呢？八年前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五年前在南开大学讲话，说人民币大强。不要忘记，那些日子人民币的灰市汇率低于官价，但懂得掌握基础经济理论的不难看出其隐藏着的强势。二○○三年初我见官价与灰市偶尔打平，就说国际（尤其是美国）将会施压，逼使人民币升值。这是经济学。

    人民币的强势对农民有大助，因为偏低的币值可使知识不足的劳力容易卖出去。最明显是我称为接单工业的，差不多是农转工的必经之路，遇到无可避免的国际廉价劳力竞争，人民币不偏低很头痛。

    上述可见，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与人民币有大强势，皆难得一遇的条件：前者妙绝天下，后者是神州数千年一见的。二者虽是人为，但那么巧合，确属天意！这也可见目前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始明显地有转机，来得不易。要记着，上述二者都大幅地增加了农民劳力的需求。今天中国扶助农民的要点不是补贴农业，而是要保持及加强这需求的继续。

    向前看，无可置疑，扶助农民要把工商业的发展推到内陆去，推到乡镇去。说过了，信奉市场，我是反对凡事市场的。政府的策划需要，但要明智地利用市场运作的协助。公路的建造，公众的设施，不可以没有策划，而教育、文化、医疗等发展，或多或少要有政府的参与。这只不过是说，很多事项用公司的形式处理，可以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不能否认胡涂帐或见不得光的还不少，但退一步看，看大势，北京是懂得利用市场运作的。说实话，我没有见到另一个更喜欢利用市场的政府。

    在重要的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对农民重要的，不妥，但有改进的迹象。骂过了，走着瞧吧。目前的主要困难，是宏观调控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房地产那方面。不反对约束炒买炒卖可能引起的楼价狂升暴跌，但反对不容许楼价上升。最近推出投资增值税，引狼入室，看来是大错，将另文解释。不容易判断怎样的行为才算是炒买炒卖，也无从判断泡沫之将至。但如果城市的楼价不反映市场的供求，对扶农有害无益。

    道理是简单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升，需求会转到乡镇去，促长了乡镇的工商业发展，从而增加市场对农民劳力的需求。困难是毫无约束的土地使用，就算工业园搞得美轮美奂，市容足以炫耀，工商业的发展会集中于繁盛之区，乡镇落后，而不愿意离乡别井的农民会继续穷下去。因此，土地使用分配的策划是需要的。决定了这分配（不容易），只要房地产之价反映着市场的供求，楼价再高也要接受。理论逻辑说，如果楼宇的空置率够低，楼价不容易有暴升暴跌的情况。记着，不同地区的土地使用分配是重点，我期待看看北京表演他们的天才。

    中国的农民真的可以杀出重围吗？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错，应该可以吧。是非常困难、近于不可能的希望，但上述有利条件的巧合，也近于不可能，毕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