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的求证
——借助社会发展的进步主线求证发展的进步规律
[按语]
穿过数千年的历史尘埃去求证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会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一直在社会生产力主导之下,贯穿着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质朴的“大道”面前,一切都无法遁形,当然也包括对“真理”和“谬论”的识别。真假立判的现实是残酷的,带来震撼也是必然的,还免不了会引发激烈的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道”面前则有更多的人在感悟,以求得思想的净化和升华,当然也少不了种种反思……
(一):追溯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求证社会发展的进步规律
人类历史进程的阶段特征清晰明了。当以发展的思维去审视、梳理历史,将更有利于我们总结人类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一直是在社会生产力所主导之下连贯过去、现在和将来
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确认历史阶段特征是普遍性的共识。那么,人类历史将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也曾有另一种划分。它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划分中强调“阶级”的属性,并认为奴隶主与奴隶、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但是,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特征,却淡化了这种对立。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让知识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拥有技术的工人成了有产阶层而不再是“无产阶级”。例如,比尔•盖茨靠其知识资本以前所没有的致富速度成为世界首富;高级的设计人才、高级的“蓝领”和职业经理人,不但没有受压迫,而是被捧为上宾;资本家投资失误一夜之间变为赤贫,而拥有知识的技术之人则“天下横行”;不肯改善工作环境并以血汗工厂获利的投资者,将面临“众叛亲离”的结局;努力提高工人福利和努力改善工作生活环境,成了投资者成功的必要条件。可见,投资者的收益提高只能来自于技术创新和降低成本,同时,投资者只有努力让雇员挣更多的钱,企业才能永续经营。
人类社会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改革的终极目标如何,未来理想化的人类社会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一切,只有等待社会的发展去证实。其结果肯定是全人类共同探索、实践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现成的迷底。历史圣人巨匠,著写了不少经典著作,其中也不乏对未来社会的“预见”。现实是,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动态的领域,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发展过程始终是新事物不断出现的过程,也是一个时过境迁的过程。有关社会某些阶段性的论断,没有“不朽”,只有经典。这是因为,任何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论断都要有一个现实基础作为理论依据并接受客观世界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理论的基础(也就是社会客观)总有其历史时限性和发展动态性。要说明的是,那些圣人巨匠的著作闪烁智慧光辉是不假,但社会的发展毕竟时过境迁,大凡那些有关未来社会方面的各种预见所缺欠的,就是现实基础的支撑。既然如此,欠缺现实基础支撑、欠缺客观世界检验的理论,压根就冠不上“科学论断”名头,如果守之为“金科玉律”就与“一本通书读到老”没有什第二样。因为历史上所有的“预见”都有待日后的证实。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日后能证实往往只有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只有某一阶段出现吻合而不代表亘古不变。不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理论,或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论断,最终只成为历史众多经典中的“一家之言”。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世界决不是孔子所能了解的世界,当今的市场特征与马克思著作中所说的市场也相差甚远。再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随着知识的积淀,有关社会方方面面的创新频率在明显在加快。既然是创新就不该有窠臼。当一个社会将其发展目标定格在一个没有经过社会检验的预见之上,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过程,而不是一个仿古的过程,更不是从“预见”中找答案的过程。历史可以证明,任何国家兴旺发达,不是靠祖制古法而获取,而是在于社会与时俱进的创新。社会之所以会努力创新,是因为社会这些创新始终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是所有竞争个体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社会的各种创新就等同万物众生的进化。所以说,大凡有关社会发展方面的理论观点和社会预见,都有待客观世界的检验,社会发展不会依照某一人所设计好的“路线图”去进行,不可能有一个奠定的迷底。
人类社会发展,清晰地构筑了一条条“发展主线”。这些主线不仅贯穿着过去的发展历史,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这里,只选取“个人的社会自由度”、“私有财产的普及度”、“市场发育壮大趋势”三条主线作为分析依据,去认识人类的发展规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这三条主线的轨道清晰、连贯、规则而有序,并将我们的研究带至一个“全新的境界”。
(1)原始社会
为了更好探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分别对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作阶段性的描述。
由于原始社会历史过于悠久和漫长,没有人能说清楚原始社会历史是从何而起,何时更替,但经过考证,还是能将原始社会的社会特征清晰地表达出来:
尽管原始部落淹没了个人的自由空间。没有独立的家,也没有私有财产。因此,人们便把原始社会描述成“公有制”社会,其实,原始部落只是一个生存的共同体,共同体组建的目的是竭尽全力“找吃的”,御寒兽皮则是在“找吃的”过程中顺便获得而来,除了身上所穿的御寒兽皮和猎杀食物的简易工具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既没有个人财产,也没有公有财产。当一个社会没有任何财产,又怎么能尝试用“所有制”的概念去描述原始社会呢?人们为了生存才如此聚集在一起,要不然就无法生存。原始部落应对自然的挑战没有“分散决策”特征(注:“分散决策”是现代社会总结出来的衡量社会自由的一个重要指标,以此追溯到原始社会,求证当时的个人自由度),只有统一协同与集体行动。
没有独立的家是因为以个人能力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如果组织了家庭就会削弱群落的竞争能力,家庭观念也将导致原始部落分崩离析。一个四分五裂的原始部落根本就无法战胜大自然的种种挑战。在笔者看来,原始部落不是什么“公有制社会”,而是当时生产能力下最理想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既然原始社会是一个连组建家庭的自主权都无从产生的社会,个人自由就无从谈起。之所以母系氏族公社为部落的组织形式,不是当时的女人有更高的管理本领,而是如同自然界的动物种群一样“子从母生”。母系氏族正好说明当时养育后代是由整个原始部落来承担而不是由个人承担的,这是一种体现自然性的特征,它与动物种群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性的特征几乎没有本质的差别。
(注:历史学家将170万年以前为始至公元前21世纪,定义为原始社会时期。而在6000多年以前遗址考证得知,这些遗址都属于母系氏族遗址。如大约17000多年以前以游猎为生的山项洞原始居民,约7000年前从事农耕的河姆渡原始居民和约6000年前从事农耕的半坡原始居民,都属于母系氏族的原始居民。)
“曩(nang)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用一段古老的文字来描述大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原始居民生活是很贴切的。(注:7000年前的河姆渡原始居民是从事农耕的,并以种水稻为主,而6000年前的半坡原始居民则以种粟为主的)。所以,原始社会是一个竞争很不充分的社会,不论是竞争的利益范围,还是竞争形式以及竞争的规则,都是有限的。社会主要竞争集中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一是为获取食物而竞争,这是原始部落群体与其它动物种群之间展开的竞争;二是谋生的区域争夺,即是发生在部落之间的争斗;三是在部落的内部,为获取异性一次性“偶合”而竞争。在这三种竞争形式里面,只有后者才是个人为竞争个体。除此之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利益值得去竞争的了。这些竞争特点,其实与其它动物种群的竞争特点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己。
一直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父系氏族部落才出现。(注:经考证,大约5000多年前大汶口原始居民才是父系氏族部落的原始居民)。这预示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父系氏族公社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主导的社会变化。同时,父系的氏族公社意味着家庭已经诞生,有了婚配成家的社会特点表示“个人的社会自由度”得到了前所没有的强化。也意味着家庭成为了社会的“基本单位”,使竞争者增加了一种全新的形式——家庭。除了个人和部落之外,家庭成了介于个人与部落之间,以一种全的新竞争者姿态构造了新的社会层面。由于这一新的竞争阶层的出现,大大丰富竞争内涵,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了原始社会后期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母系氏族公社那种“无君无臣”的社会现状,部落中的“能人”带领众人追求部落生存和壮大,从而就有了酋长类的领导。尽管如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始社会是一个竞争很不充分的社会现实。
由于原始社会是一个竞争很不充分的社会,竞争不充分就意味着不能有效地激活竞争者的活性,而导致社会发展动力的来源不足,其结果是,原始社会经历了千万年以上的历程之后,才向农业社会过渡。
那么,我们得出有关原始社会特征的结论就是:原始社会是一个在为既没有“公产”也没有“私产”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同时也是竞争很不充分的社会。
(2)农业社会
原始部落时期,生产力极为低微,经历了若干千万年之久,才到炎帝、黄帝时期。炎帝、黄帝所在的时期是众人公认的开始农耕时期,也是开始有财产的时期。历史资料显示,黄帝族(注: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为河北游牧之族,炎帝族(注:炎帝,姜姓,号神农氏)则为河南农耕之族。很显然,游牧有牲畜,农耕有土地,这就是财富。“财产的主线”以此为发端。
毫无疑问,炎帝的农耕就是早期农耕社会。人类之所以能进入农耕时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演化出了财富的概念。有了财富就导出由谁占有的问题。“私有财产的普及度”与“个人社会自由度”形影相随。有一位名人说过:“私有产权与人权实质是同一回事”。明确社会财富的占有主体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财富由谁占有,如何占有?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因为财富占有的竞争而激化。农耕社会初始,生产力水平只是比原始部落时期稍微提高,当时财富积累还很微薄,只能让极少数人“有产”,这一部分人就是作为奴隶主的地主贵族。尧、舜、禹,是原始部落社会最后三个大酋长。从黄帝到大禹,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并获取了大量的战俘,到了尧的时代,就有了将战俘作为奴隶的做法,从而就有了奴隶社会。战俘作为奴隶之实,表示了当时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那就是,“一个人生产劳动能供养其本身最低生存需要之外,还有一定的剩余”。到了大禹时期,部落的成员大量增加,部落规模更为庞大,已经到了可以建立国家的规模。私有财产规模更是远远超过黄帝时期。奴隶制度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奴隶已经成了生产财富的“工具”。前期的农业社会只有极少数地主贵族占有财富,并将奴隶当作财富。在当时的财产中,有粮食五谷,有眷养禽畜,还包括奴隶。财产效应转化为力量是很自然的,财产越多,拥有的竞争实力也越大。从启开始,就进入了国家管治期,我们称之为夏朝。启敢于破坏“禅让”惯例而世袭其父的地位,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拥有丰厚财产的原因。
启,破坏“禅让”,实质是将争夺最高权力纳入到了社会的竞争范围。从此,人类社会除了为食物而竞争,为财富而竞争,为异性而竞争,也为权力而竞争。权力争夺不仅大大拓宽了社会的竞争范围,也增加了社会的竞争层面。从此,“权力争夺”演变成为了社会最激烈的竞争领域之一,社会的竞争也就更复杂、更多维了。这样一来,不仅社会的竞争区域拓宽了,全社会的竞争也更充分、更全面了些。
奴隶群体的形成可追溯到尧舜时期。然而,什么时候又作为封建社会开始呢?
由于社会成员的持续增加,部落式管理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分封诸侯管理体制也就诞生了。分封诸侯制度实质就是土地国有的分级管理制度(注: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土地分封制度的出现预示了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所谓的封建社会呢?至今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也有人认为封建社会从周朝开始,理论依据是周朝实行了“诸侯分封制度”,其实夏、商二朝也实行诸侯分封制度。还有人认为应该从秦朝开始,因为秦朝实行了“罢侯置守”的“郡县制度”,而“郡县制度”正好“诸侯分封制度”的终结,又怎能作为封建社会开始呢?其实,社会转换是一个渐进过程,各个时期的社会特征相互衔接、相互重叠。如果只是为了方便,一定要在某一时段进行划分,什么时期为奴隶社会,什么时期为封建社会,既不准确也没有意义。
但是,生产力的阶段特征却一目了然。农耕时期的开始,就意味农业社会萌芽,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家庭既与农耕的生产特点相契合,更是个人对自由生活追求的结果。然而,农耕时期的初始还不是农业社会,只有社会结构以农业为主产业做出调整之后,农业成为社会基础性产业的时期,才算是农业社会时期。
农耕社会的代表特征是农业的普遍兴起和农业为主产业的全面发展。农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原始社会劳动生产率不能比拟的。物质的逐步丰富,既降低了挨饿的程度和频率,也让财富积累的速度大为加快。农业社会最大特点是,以农庭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这种农耕经济比过去任何时期的收入显得更稳定、更富足,也更能规避自然风险。一种全新文化也应运而生——农耕文化。华夏农耕文明是研究农耕文明最好样板。
农业社会前期就是所谓的奴隶社会,这个时期的“个人自由度”和“私有财产普及度”,则要分三种情况:第一类是地主贵族,他们个人或者家庭既有大量财物,也拥有大量奴隶,同时个人自由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说,拥有当时社会的“所有自由”;第二类是自耕农,拥有部分土地和财产,也各自组建了家庭,但受到部落社会上层的管制,只能说,拥有当时社会的部分“自由”;第三类是农奴(或称奴隶),既没有财产,也没有自由。
“分散决策”是反映社会自由度的一项重要特征。而这种“分散决策”在家庭为主体经济中普遍得以体现,该种什么也由自己决策,产品如何处理由自己决定,对自己个人的财产可以做出自主的处理。可见,在前期农业社会,“分散决策”现象已经普遍出现,但远没能在社会其它层次得到普及和深化,农奴(或称奴隶)就不可能拥有这种自由。请大家务必注意,秦朝的商鞅变法,实质是实行了土地私有制。“郡县制度”是在废除了“土地分封制度”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由此可见,实施“郡县制度”之后,不但“私有财产普及度”得到了强化,“个人的社会自由度”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正是土地私有制,才让“分散决策”真正落实在整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农业产品出现了部分“过剩”,从而有了交换的要求,另外,农业社会中期也出现手工者和经商者,这就是社会分工的初始特征。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商品。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社会分工也随之深化。可见,市场经济并非工业社会所独有,其起源可追溯到农业社会中前期的第一次社会分工时期。市场经济的各种特征是伴随商品出现而出现的,在商品交换之初,人们到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换,就是市场的“雏形”,“市场发育壮大趋势”主线由此为始端。有了商品就有了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也随之产生。市场规模一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
对比起原始社会来说,农业社会的社会竞争,不论是竞争所涉及的利益范围还是竞争形式以及竞争的规则,都大大拓展了。家庭与农业社会的耕作特点有一种天然的契合,以家庭为中心的“协作生存”模式成了农业社会农耕生产最具优势的模式。几千年来的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生存协作单元”,也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农业经济实质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期,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了农业社会最佳的“生存协作模式”。社会的种种关系也因为家庭稳定而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由于“自给自足”,家庭与家庭之间竞争实质往往是不触及根本利益的竞争,由于个人依附家庭,个人之间也就“相安无事”,不必作“无谓的竞争”的社会特征,这样一来,家庭与家庭之间不仅体现“和平共处”社会环境,也呈现出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大环境的特点。很明显,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平衡状态”,又大大妨碍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大大弱化了社会竞争。其结果是,农业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之后,才向工业社会过渡。
农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的制约,也受环境和气候的制约。也就是说,农业社会竞争个体的竞争空间始终受到外部条件限制而难以取得更大的突破。那么,总结农业社会竞争特点的结论是:农业社会的竞争属于待深化、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的竞争。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平衡状态”有待打破,才能更有效地激活竞争个体的竞争活性,才能进一步拓展社会的发展动力。没有竞争就不可能产生机制效能。没有机制作用机理的社会,是缺乏发展进步的推动力的社会。
那么,农业社会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大量财产和社会自由;一部分人拥有部分财产社会的部分“自由”;还有一部分人既没有财产,也没有自由。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体现在农业耕作之上,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财产就是土地产权,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制。自从土地私有以后,分散决策便在社会得到了普遍实现。总的来说,农业社会比原始部落社会,不论是私有财产,还是个人自由,都大有进步。在农业社会发展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初期特征,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持续扩大和强化。
在长达数千载的农业社会中里面,竞争的领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拓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深化,让社会的竞争更充分、更全面了。但是,社会的各种机制效能还不够,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不够,竞争个体多元化也只处在初始状态,致使社会竞争呈现出单一、简单化的特点。特别是封闭程度颇高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体系,成了弱化社会竞争的一种体系,成为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机制性障碍。
(3)工业社会
什么是工业化?人类用机器(注:组合的工具、系统性工具就是机器)取代手工劳动的过程就是工业化。以十八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为始端,从此,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过度。
为了更清楚地识别工业社会的社会特征,在这里,同样以“私有财产普及度”、“个人的社会自由度”、 “市场发育壮大趋势”作为分析主线,去认识工业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人造出了机器,而机器带来生产率的成倍增长而造福了人类。用同样的土地、资源、环境条件、并付出同样的劳动,却产生了前所没有的财富。面对迅速增加的财富,面对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前所没有的技术创新,人们在欣喜之余也伴随目瞪口呆;在赋予快乐之时,也交织着幻想;踌躇满志也伴随野心勃勃和贪婪。生产力的发展既赋予人类财富,也打开了财富“魔盒”,人们开始致力思考,分析财富的本质、财富的来源、财富的去向和财富的分配。从而就有了我们称之为经济学这一门学问。
先行工业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民主宪政国家。大凡工业化的国家,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10%以内,从事农业劳动者大多数是文化偏低,年岁偏大和没有现代工业技术的群体。短短一百年间,就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清楚表明,工业劳动生产率远远超过农业劳动生产率。另外,几乎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建成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这就证明了,工业社会财富增加确实惠及全社会的事实。“马克思和其它学者根据先行工业国家早期经验对工业后期发展情况作出的预言没有得到应验”(注: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随着知识经济兴起,知识和技术成了资本。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下,比尔•盖茨靠其知识资本仅用了十多年之功,便成为世界首富;社会涌现了一大批年薪上十万的高级“蓝领”、年薪上百万的软件设计人才和年薪上千万职业经理人,他们都成了“打工皇帝”;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下,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兴起;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下,只有那些缺乏竞争能力和缺乏意志的人方沦为“无产者”,并成了社会保障的“主体”。
认为工业社会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由于机器的使用和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就太肤浅太表面化了。因为这只是表象而不是实质。为什么人类要发明机器,或者要花巨资添置这些机器?为什么要开发新新产品,然后努力去推销这些这些产品?为什么要冒各种风险去创新,然后又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些新技术、新成果?归根到底是竞争的需要,因为竞争事关所有竞争个体的生存和发展。
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生产力也就持续地提高。这时,任何一个行业的生产不再是粗糙的和低技术的,而是要求拥有更高的劳动技能、能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产业工人,而且这一严格要求一直在提升,这一严格要求在众多产业之中全面铺开。因此,产业也就随着这一专业化生产而细分。社会分工的持续深化就是这样实现的。产业的细分意味着市场的细分,因为所有的产品都得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很显然,这种产业细分(即,市场细分)不但大大增加了市场交易量,也大大加快了交易频率,市场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如此一来,竞争就更充分了,竞争也更复杂多维了。
我们知道,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当今社会已经是与市场连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如果抛开社会最重要的市场部分,去谈当今社会这如何、那如何,未免显得浅薄、简单偏颇了。那么,社会各个层面的竞争者又该如何去应对竞争呢?很显然,所有的竞争者都必须借助市场的各种信号,来决定竞争策略、竞争方式和竞争手段。这是因为,市场“立体”的,市场的各种信号就是市场的客观现实反映,这里的市场信号虽然是各式各样的,而且零碎的,这正是一个复杂世界的客观体现,作为一个动态的市场,不可能给你一个筛选并优化了的、而且没有动态特征的信号。那么,这些信号来自于各个不同层面、各个不同的时态,既是纷乱的,又参差多态的,既体现无数的因素在相互作用,又体现无数的因素在纷乱中整合。很明显,在工业社会里面,竞争是更充分了,竞争也更复杂多维了。
工业社会是社会分工深化的新阶段。到了工业化后期,市场进一步摆脱了自然条件对市场的羁绊,在服务业全面兴起的配合下,特别是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IT)或信息通信技术(ICT),成为市场走向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基础性支撑。在市场发育更完善的社会里面,各种信息更繁多、更快捷、更全面,也更纷乱和参差多态。这就有待于众多的竞争者各自进行采集、过滤和优化。透过这些信号,作出判断。很显然,这样能让社会的竞争者反应更快速、更敏捷、更准确,同时也让竞争者面临更宽阔的竞争空间。如此一来,就进一步活化了全社会竞争者的活性。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拓宽了竞争空间。人类社会向信息时代或称知识经济时代过渡,虽源于社会各种机制的推动。但这一历程离不开现工信息技术的支持。
工业社会能取得前所没有的成就,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竞争更普遍更全面了。要知道,竞争者的竞争活性来于竞争的环境,受制于竞争区间。“鲶鱼效应”告诉了我们,沙丁鱼之所以会竭尽全力地竞争,是鲶鱼制造成了一个非死即生的环境。工业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没有的成,关键在于工业社会的竞争环境与农业社会不同,以及竞争个体的多样性和竞争空间多维化。在这里,作一个简单归类和对比:
——农民的生产随种植季节而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年的收成还得寄望风调雨顺,人为的因素是受制约的;工人在室内作业为主,生产可以风雨不改,还可以夜以继日地加班,收入基本上是多劳多得。
——农业社会的家庭,劳动成果几乎是自给自足,几乎可以与世无争;工业的企业是市场的竞争主体,产品是企业竞争力的“载体”,如果产品不能得到市场认可,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会亏本。
——农业社会的社会管理着重于控制,历史的“保甲制度”实质是限制人员随意流动;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主要功能是服务,并呈现出“小政府、大市场”的特征,不但鼓励劳动力自由择业、自由流动,也让其它生产要素流动起来,由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流动,大大强化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效能。很显然,农业社会之所以迅速向工业社会过度,是各种生产要素由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流动的结果,其实质是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的结果。
——农业社会的主要竞争者是个人和家庭;工业社会的竞争者除了是个人和家庭之外,还有企业,城市、和区域经济体,特别是企业参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竞争是十分激烈残酷的。人们说,“商场如战场”,已经将商场的竞争与争斗的最高形式战争相提并论。可见,除了战争之外,商场的竞争足以让其它所有的竞争相形见绌。另外,国家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下承受的竞争压力也远远大于过去那种封闭性的农业社会国家。
可见,工业社会中的各种竞争比农业社会的竞争为说,显得更普遍、更充分、更全面、更细致、更残酷、更激烈、更深远。这一切,无疑反映了在工业社会里面的竞争与生存和发展更密切了,不论这些竞争者是个人、或者是企业,是城市或者是区域经济体,是民族或者是国家,无一例外。
A•森(Amartya sen)有一句名言:“发展可以看作扩展人们享有真正自由的一个过程”(注:《以自由看待发展》)。在西方发达的同家里面,普通的社会成员已经可以参加总统的竞选了。从这一侧面,足以反映出那些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的充分竞争到达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自由、民主、平等,是宪政体制中的基本社会特征。人可以自由流动、自由择业、自由投资,并拥有结社和选举的权力。这样的社会里面,几乎每一个社会层面的竞争都是充分的。其所获取的发展进步的推动力也是巨大。商家将普通的顾客作为“上帝”,是另一角度印证了社会平等和自由。
当竞争者自身拥有充分的自由,再加上社会的竞争环境是公平公正的,就意味社会的各项竞争的外部强制因素已基本消失。那么,竞争者的“活性”就会全面被激活,社会各种竞争机制的效能也就发挥到了极致。竞争者将有生俱来的生命力在竞争中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这样,社会各种机制产生效应汇集在一起,形成一股气势磅礴的生展动力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工业社会的发展速度之所以一日千里,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各种机制得以充分发挥的结果。
可见,工业社会是建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是一个讲效率的社会,是一个财富大增加的社会。市场、效率、自由、竞争和财富成了一个不可分割整体,这就是市场经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已经包括了市场由小到大的过程,市场经济就是经经济基础的核心组成部分。市场完善发展的规律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自由民主也成了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下面,就有关社会发展三条主线加以的总结——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印证社会的发展规律唯一途径。以“个人的社会自由度”、“私有财产普及度”、“市场发育壮大趋势”作为发展主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条发展主线的结论是,社会的财富增加将惠及全社会。既然是: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也将导致人类社会物质更为丰富,社会的财富增加效应将惠及全社会,其结果是——让更多的人都“有产”。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的发展现状及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证实了这一结论。有关“社会发展的财富增加结果是惠及整个人类社会,以更多人‘有产’、以无产阶层逐步减少为基本特征的”。
第二条发展主线的结论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社会将更自由。自亚当•斯密以来,尽管多有反复,经济学大体上坚持一个基本立场:自由带来效率,自由带来财富。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发展就是使个人更自由”。
第三条发展主线的结论是,市场的发育是范围扩大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工的持续深化,而社会分工的持续深化,导致了市场的发育和壮大,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结果所致,是社会分工的持续深化导致了社会分工全球化。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里面没有例外,就像自然规律里面没有例外一样。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类社会发展,实质是生产效率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实质是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走向更自由自主的过程。而市场经济的发育、壮大和完善,与社会分工深化形影相随,由始至终是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主导之下而实现的。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工业社会,特别是工业化后期,市场的发育壮大是空前的,市场、效率、自由、竞争和财富成了一个不可分割整体。“个人的社会自由度”、“私有财产普及度”、“市场发育壮大趋势” 这三条人类社会发展主线所表现出来的规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规律。社会正是有了这些规律,未来的发展就有了奠定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建筑”的基本原理。也正是揭示这一关系。
——财富,是竞争个体(竞争者)的生存基础,是竞争者参与竞争的物质保证,也是竞争者自身竞争力的具体表现,有了物质财富的保证,社会各领域的竞争就平等、更恒久。“有恒产,才有恒心”就是表达这一意思。
——自由意味竞争者没有受到外来的限制和羁绊,意味着竞争者的竞争活性更强,竞争更充分。
——市场的范围的持续扩大,让效率竞争就更充分,从而让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更快,资源更节约,财富增长率更高。
由此可见,这三条人类社会发展主线,与竞争四条基础规则是一脉相承。(注:竞争的四条基础规则是:竞争第一规则——平等竞争;竞争第二规则——自由竞争;竞争第三规则——利益、权利的竞争;竞争第四规则——公平竞争。)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竞争普及、深化的过程。它表现了三重意义:一是,随着竞争者的财富增加、社会自由度增加以及社会公平度增加,导致竞争在社会各个层面展开,向更细微更封闭的领域渗透;二是,随着人类社会人口增加,结合国际社会追求公平的潮流,以及经济全球化,竞争的空间大大开拓了,大大活化了的竞争既加速了竞争规则变替,也丰富竞争形式,从而让人类社会的竞争更加丰富多彩;三是,随着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竞争者的组合形式多样化,个人、企业、区域经济体、国家,甚至是国家联盟,都成为不同层面的竞争者,“五大洲”板块也向竞争者的角色过渡。由于这个“竞争大世界”日趋壮大、日趋壮观、日趋多维。导致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的速度也一直在加速。这一切,全拜竞争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