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黄玉峰先生的《说苏轼》，精神上仿佛接受了一次洗礼。

与屈原相比，苏轼多了一分自我，少了几分愚忠;与陶潜相比，苏轼多了一分磨难，少了几分闲适；与李白相比，苏轼多了一分责任，少了几分捐狂。苏轼，是中国文人完美个性和品格的化身。

元丰二年(1076)，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负罪放逐。

面对挫折磨难， 屈原是上下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陶潜是恬然自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李白是狂傲不羁：“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而苏东坡旷达自信：“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的一生历尽磨难，一贬黄州、二贬惠州、三贬儋州。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流离颠沛，多灾多难。令人叹服的是，苏东坡具有坚韧不拔之志，饱受迫害而不消沉自弃，忧愁而不悲伤。不戚戚于险途，不汲汲于名利，不心浮气躁，不怨天尤人。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没有使他消极颓唐，一蹶不振，而是更加砥砺意志，彻悟人生，更加精研学问，焕发才情。正是他的坚韧旷达，挽救了困境中的苏东坡，成就了命运坎坷、才华横溢的一代文豪，玉成了他的人格与文格，铸造了他独特的精神。

可以这样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大转折。苏轼一生的政治悲剧就是从“乌台诗案”开始，但他的文学创作全面走入豁然开朗的境界，也是在经历乌台诗案之后。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使得众多名篇杰作跨越时空，流传千古。

闲看秋风秋月，笑观月圆月缺，被贬黄州，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苏轼于天地之中顿生悟达：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既然人生如梦，何不放怀一笑，驰骋于山林、江河、清风、明月之中？过去的就像梦一样，再也抓不住、回不来了；现在又很快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成为抓不住的梦；同样未来在今天不可知，当未来来到时，也便成了过去。从这个角度讲“人生如梦”，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它并不消极。正因为认识到人生如梦，才能减轻被贬的痛苦；正因为认识到人生如梦，才会抓住现在、抓住现实，珍惜短暂的人生，使之有所作为。正如苏东坡在《西江月》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樽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

苏东坡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

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

这种超然旷远的文字，宛然是《庄子》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有了这样的境界，他就无可无不可，在朝廷也可，在地方也可，被贬谪也可。

有了这样的境界，他就能把贬官黄州说成是鸟儿飞出笼子回到山林。

有了这样的境界，他被贬谪到黄州四年了，在《记承天寺夜游》里，苏东坡却还感慨到：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苏轼谪居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所担任的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与儒家的“经世济民”之理想相去甚远，可是有此闲情雅致来欣赏这番景色的，除了他与张怀民外，恐怕就不多了。月光至美，竹影至丽，而人不能识，唯此二人能有幸领略，岂非快事！

苏轼的思想横跨儒道佛三家，这便使他的处世态度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是宠辱不惊，进退自如。李泽厚先生说，苏东坡一生并未归隐，也未真正地归田，但他通过诗文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比任何口头或事实上遁世的人更深刻、更沉重。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这不是小聪明，这是大智慧，是智慧人生！苏东坡通过对儒道佛的贯通，达到了真正的高人境界，他也成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标杆！